从政治视角看负利率:钱也是“坏东西”?

要实现某个欲望就得先付出代价,只有像有毒废物这样的“坏东西”才可能是负价格——必须向清除它们的人支付一笔费用。这是否意味着负利率体现了一种对钱的新视角呢,即钱也是“坏东西”了?​

要实现某个欲望就得先付出代价,只有像有毒废物这样的“坏东西”才可能是负价格——必须向清除它们的人支付一笔费用。这是否意味着负利率体现了一种对钱的新视角呢,即钱也是“坏东西”了?

在市场经济中,钱是衡量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手段。利率是这种衡量标准——即钱本身的价格。当利率为零时,无论把钱存放在床垫下还是贷出去,都已毫无区别,因为持有或借贷现金都没有成本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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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零利率又究竟是如何使世界运转的呢?尤其是全球大部分经济体还出现了负利率时。

答案无非是经济学家厌恶的充满政治性与哲学性且不能简化为被实证主义的解释。换言之,答案必须涉及金钱的本质。

在一个农贸市场上,卖家为售出剩下的土豆,会开始降价(价格可能会很低,但仍是正数),直至所有土豆卖出。相比之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每当钱的价格(利率)被下调时,对钱的需求将下跌而过剩储蓄也会增长。显然,钱与土豆等可明确定义的事物并不一样。

要理解为何利率为负时钱仍能在社会上具有最高价值这一点,就必须首先意识到钱跟土豆不一样,钱没有固有的私有价值,它的作用是其持有人可以用它来使别人做事。列宁对钱的政治性定义正是“某人给某人做某事”。

想象你是一个企业家,在银行拥有一笔钱,或有一家银行急于借一大笔资金,以投资于你的企业。你辗转反侧,思考是否应该投资于一个新产品,也即是说思考着你是否应该利用这笔钱来吸引一群人为你工作。在我们目前的大通缩环境下,最让你担心的是你的客户未来的购买力和购买意愿。他们会有能力和意愿用足够高的价格大量购买你的新产品吗?

假如你因为思考这些问题而睡不着,然后打开了收音机或电视,听到美联储主席耶伦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正考虑进一步降息。你会因为未来的融资成本下降而欢欣鼓舞吗?你会用自己的资金进行投资吗?考虑到现在这笔钱放在银行的利息也减少了。

不,不会。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惊呼“哦,天啊!如果耶伦和德拉吉考虑进一步降息,那他们肯定是认为需求将持续低迷。”因此,你放弃了你的投资计划。你是这样想的“最好还是借款吧,几乎无利息。再回购一些我们公司的股票吧,提振一下股价,在股票上赚些钱,再将这些钱存进银行,以应对接下来的风雨。”

以上就是即使货币供应增加,利率还是下调了的状况。中央银行家们从来没有预测到大通缩的来临,而如今他们正忙着以经济模型的方式摆脱困境,但这些模型连现状也无法解释,就更别提解决方法了。他们不愿意质疑央行应与政治分离的这种政治教条,也拒绝承认货币不仅仅是一种“东西”。因此,他们继续为需要精明的政治解决方式的问题寻找技术修复方式。

而这是一种徒劳的追求。一旦利率为零,央行就向商业银行购买堆积成山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好让这些银行有自由放贷的动机。甚至,欧洲央行不仅向贷款给企业的银行付款,也对不愿放贷的银行进行惩罚(对超额准备金施加负利率)。

但银行家和企业们,却把这些措施看作是自我实现通缩预期的绝望反应,继续进行投资停顿,同时用央行的钱把`自己的资产(股票、艺术品、房地产等等)抬高价格。这并没有打压到大通缩,它只是让富人更富,这种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银行家们对于央行独立性的信念。

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央行官员都无法对大通缩做出创意性的反应。据智通财经了解,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Andy Haldane曾勇敢地建议,所有钱都应该数字化,这将允许实时负利率被强加给我们所有人,从而迫使每个人立即消费。最近,旧金山联储主席John Williams表示,只有同时针对价格水平和名义国民收入,即一种由美联储和政府联合行动的新方式(类似新政,即美国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内政纲领名称),大通缩才可能会被击败。

要区分中央银行家是否具有创造性想法,就看他们是否能抛弃货币政策独立于政治的观念,看他们能否接受货币是最具政治性的大宗商品的观念,看他们能否挑战现金的神圣地位,看他们能否承认击败大通缩需要一个渐进的政策议程。

Simone Weil曾经说过,“如果你想知道一个男人究竟怎么样,就看他输了钱后如何表现。”同样,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我们就必须观察它们如何应对负利率。(信息支持:比特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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