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减税的“透支游戏”还能玩多久?

编者按：与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征税一直在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7%左右，是一个典型的“低税率”发达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和其“低税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高昂的医疗成本开支。

因此，支持政府进行税收改革的重要的原因：美国的税收结构非常偏重收入，而轻消费。年收入20万美元的美国人，占到总缴税人口的4%左右，而该群体负担了全国63%的所得税贡献，其担负的平均税率为24.6%。

可以这么说，特朗普要求将“惠及”所有的美国人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是为自己，家人和那些富豪级别的亲朋好友减税。此外，其宣称的将公司所得税统一降到15%以下，面临的挑战将更大。

文章总结表示：通过减税来“购买”选票，博取更多人的支持，是很多政客最惯用的“伎俩”之一。毕竟，没有人不喜欢自己向政府上缴更少的税。

文章：《特朗普的减税计划靠谱么?》

作者：伍治坚

来源：雪球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向选民承诺过三件大事：1)把希拉里关起来(Lock her up)，2)推翻奥巴马医疗(Repeal and replace Obamacare)，3)为所有人减税。

目前来看，1)和2)已经没戏了。所以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谈谈第三个承诺：减税。

 美国国父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是确定的：死亡和缴税。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国民希望政府提供一些公共职能(比如学校，医疗，公共交通，警察，国防等)，那么他们必须缴税。税收的本质就是“取之与民，用之于民”。通过收税，政府将这些资金汇拢起来，然后再统一规划进行调配，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在分析减税之前，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的税率到底高不高?如果税率本来就不高，那在这个基础上再减税，其意义就值得商榷。

上图显示的是美国在过去30多年的历史收税额度变化。这些税额涵盖了所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所征收的税的总额。我们可以看到，从美国历史来看，事实上政府从民间征税的额度是相当稳定的，平均来说一直在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7%左右。

 在1998-2000年间，政府征税额明显高于历史平均，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科技泡沫导致股价大涨，因此政府收了不少资本所得税。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政府收到的税收有明显下跌，一直到2014年左右才重新回到历史平均水平。 27%左右的税率高不高?这就要看跟谁比了。如果拿美国的税率和其他主要工业国比，那么其税率是非常低的。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工业国(主要都在欧洲)，在过去的30年中，其平均税率大约在GDP的37%左右。因此相比较而言，美国的税率明显低于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毫不夸张的说，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低税率”发达国家。

 当然，一个民主国家的税率高或者低，说到底是民意(至少是部分民意)的反映。美国的很多民众以及知识阶层，对于欧洲类似于“社会主义”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不以为然。这背后体现了欧美两大社会深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分歧。

 回到美国，和其“低税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高昂的医疗成本开支。

上图显示的是过去15年美国和世界其他发达工业国在医疗上的开支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从2007年开始，美国政府在医疗上的开支就超过了其他工业国的平均开支水平。以2016年为例，美国政府在医疗上的开支大约占到GDP的8.5%左右，比其他工业国的平均水平高出至少一个百分点。要知道，很多欧洲的工业国提供全民免费医疗。而美国的医疗开支竟然比他们都高，这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一方面是政府财政收入比较低(税率低)，而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开销大。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就造成了美国政府“寅吃卯粮，入不敷出”的窘境，只能通过高筑债台来弥补当前的赤字。

美国这种情况也并非特例。比如上图显示的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税率(占到GDP的百分比)和平均政府赤字(2000-2015年)的相关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大致税率比较低的国家(比如美国，日本，爱尔兰等，上图左下角)，其政府赤字也高。而税率比较高的国家(比如北欧诸国，上图右上角)，其政府盈余也比较高。政府出现常年赤字，是美国的整体税率不高所带来的后果之一。

既然美国税率又低(比欧洲国家都低)，福利也好(医疗开支很高)，那为什么老百姓还有那么多“怨言”?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觉得税太高，要支持政府进行税收改革呢?这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税收结构非常偏重收入(income tax)，而轻消费(GST)。

上面两张图对比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国在2014年的政府收入细分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税收结构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主要的税收来源是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资本所得税，利润税等)。这个税种在欧洲政府的收入里大约只占到1/3左右，而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中则占到一半左右。同时，美国的消费税(GST)特别少，只占到了政府收入的17%。而同期欧洲政府的消费税占到了政府收入的1/3强。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每年从他的收入(工资，投资所得，等等)中扣除的税，是显而易见并且很容易让人产生痛苦感的。每年我们收到税单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己年收入的一部分被政府收走了，因此很容易产生政府收税太多的感觉。

 但是如果税收通过消费(GST)征收，其产生的感觉大不一样。首先很少有人会有时间和闲情去仔细的去计算自己每年在消费上缴了多少税。其次很多人如果觉得东西或者服务太贵，可以选择不消费。最后那些选择消费的人群，很可能也是相对来说收入更高的群体，因此他们的“痛苦感”相对来说会更小。这就是美国尽管税收很低，但很多美国人还感到自己缴税太多的原因之一。

美国人感觉自己缴税太多的原因之二，在于其边际税率的设计机制。和大多数国家一样，美国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用的是累进税制。也就是说，年收入越高，那么该公民需要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就越高。 在过去30年中，美国联邦政府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在14.5%左右，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问题在于，缴税的人群分布非常不平衡。

上图显示的是美国在2014年的个人所得税税收分布。我们可以看到，大约有44.8%的美国人年收入(报税收入)在3万美元以下。这些人由于收入太低，不光不用缴税，还能享受到政府补贴，因此这些人的实际税率是负的。

政府能够收到的所得税，主要来自于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人群。这些人群加起来不过是总缴税人口的16%左右，却要负担86%的所得税，其担负的平均税率为20.6%左右。年收入20万美元的美国人，占到总缴税人口的4%左右，而该群体负担了全国63%的所得税贡献，其担负的平均税率为24.6%。对于这些中产阶级和“富人”来说，他们感到所得税率太“高”，税收制度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那么特朗普提出的税收改革主要体现在哪几个地方呢?

首先是个人所得税改革。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提出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将“惠及”所有的美国人。不管你的收入在哪个阶层，在特朗普提倡的新的税制下，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减税。

虽然每个人需要上缴的所得税都少了，但是其减少的程度大不相同。在特朗普的新的税收制度下，收入最高的1%的得到的好处最大，其实质性上缴的所得税减少了37%，平均来说每人每年省下22.7万美元的税款。收入越少的群体，从新税制中得到的好处越少。比如收入最低的20%的人群，其减税幅度仅为1%，基本和不减没啥区别。

特朗普家族本身就是美国收入最高的0.1%的成员。因此说白了，其税务改革就是为自己，家人和那些富豪级别的亲朋好友减税。

下面再说说公司所得税。特朗普提出的公司税率改革方案还有待他极其幕僚披露更多的细节，其中一个主要的标题式口号是：将公司所得税率统一降到15%以下。公司所得税的改革是否会成功，将面临比上面提到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更大的挑战。

从1985年开始，美国公司就不停的加快步伐转移公司的利润以减少缴税。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截至2012年，美国股市中上市公司的9%的股份注册地在各大离岸避税国。

同样的截至2012年，美国各大公司大约有50%的营业利润报收于美国以外的避税国家，比如新加坡，瑞士，卢森堡，爱尔兰，荷兰等地。这50%的利润本来应该向美国当地和联邦政府上缴税收，却因为跨国公司的高超“魔术”成功逃脱了。

在这里我用美国最大的跨国企业之一，沃尔玛的例子来说明一下美国公司是如何避税的。

如上图所示，沃尔玛在全球的15个国家(都是避税国家)开设了78个分公司，他们拥有该公司高达760亿美元左右的资产。而沃尔玛在这15个国家中没有一个超市或者店面。比如说沃尔玛在新加坡有4家子公司，在香港有13家子公司，在卢森堡有22家子公司。

 这些子公司和沃尔玛的主营业务(大超市)没有任何关系。通过将这些位于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包装成“有商业实质”并雇佣很少的“核心人员”承担“高附加值”业务活动(如股权投资、资金融通、战略管理、无形资产开发及特许等等)的法律实体，像沃尔玛这样的跨国公司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大部分从主营业务(及全球的大超市运营)中产生和积累的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实现避税的目的。

在现实中，这么做的公司绝不仅限于沃尔玛一家。上面这张表格列举了美国三个大公司：谷歌，苹果和星巴克在2010-2012年的营收情况。这三家美国公司在美国国内需要支付的所得税率大约在33%-57%左右，但是他们在海外公司分部交的税率(上图中黄色栏)就要低的多。

 以苹果公司为例，其在美国本土的业务需要上缴57%左右的税，而该公司在海外部分只需要上缴2%的税，因此苹果公司全球的平均税率仅为25%左右。苹果公司的销售收入，有60%左右都来自于美国以外的分公司。像苹果这样的跨国大公司在全球各个避税天堂设立的各种子公司结构为他们的公司股东省了不少税。

 总结

1988年，当时美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老布什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向社会公众发表了一段极为有名的演讲。该演讲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看我的嘴唇，没有新税(Read my lips, no new taxes)。通过减税来“购买”选票，博取更多人的支持，是很多政客最惯用的“伎俩”之一。毕竟，没有人不喜欢自己向政府上缴更少的税。

但是，这个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税收制度的改变涉及到很多极端复杂的问题。比如减税的变化是否公平，是否会造成更大程度的贫富差距?由于减税而导致政府收入减少，那么有什么办法来平衡政府的开支?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在其他公共服务方面(比如医疗，安全，教育等)需要削减开支来平衡收支?喊得很响亮的减税口号，到最后到底有多少政策能够落到实处，如何应对公司企业通过法律漏洞进行的群体性“避税”行为?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税率本来就比较低，因此减税对于美国经济到底有多大的正面刺激作用也值得推敲。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两句空话大话能够解决。特朗普能否实现其竞选承诺，顺利的实现其宏大的税制改革目标，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