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强：全球贸易否极泰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金融评论”，作者为王家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2016年下半年以来至今，国际贸易呈现企稳回升的态势，扭转了过去6年来持续低迷的局面。世界贸易是否迎来新的转折点？对我国意味着什么？

一、全球贸易回暖，逐步摆脱多年的低迷状态

如果扫描一下点和面的数据，最近世界贸易数据的确较为亮眼。2017年上半年，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四个贸易大国的货物贸易额(以美元计价)累计同比分别增长13.0%、6.9%、7.4%和10.2%。整体统计显示，2017年5月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同比增长率达到5.9%，为近2011年5月以来的最高增速。在截止今年6月的一年中，全球货物贸易量同比增长2.8%。

相形之下，自2012-2016年的五年里，全球货物贸易平均增速仅为2.3%，不及全球GDP约2.5%的平均增速。今年8月7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指数(WTOI)”显示，今年第三季度WTOI为102.6，持续处于荣枯线100以上，为2011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表明世界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较强的增长动能，摆脱多年以来的低迷状况。

各国贸易的增长动能更加同步。在过去几年的贸易增长低迷期间，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贸易此消彼长。在2012-14年，新兴经济体贸易增势良好，但发达经济体却显著受到欧债危机等因素的拖累;在2015-16年期间，发达经济体表现平稳，新兴市场则遭遇资本外流等因素的冲击。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贸易复苏周期中，两类经济体走向了同步的复苏。

从结构看，各国投资形势、大宗商品价格和汇率变动等因素都扰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例如，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投资活动一直低迷，影响了其进口增长;而在最近两年大宗商品市场低迷和新兴市场货币汇率波动期间，急剧下滑的原油和金属价格影响了出口地区的收入来源，原油库存居高不下和美元汇率走强，则对各国进出口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损害净出口国利益。近期，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美元汇率高位持稳，对全球贸易产生了促进作用。

二、结构性因素转变，未来全球贸易难返高增长时代

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贸易增长的回升具有一定可持续性。一方面，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刺激效应仍将继续发挥。随着美国特朗普的减税、基础设施投资等经济政策陆续出台，美国的需求将会提振。中国推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京津冀、珠港澳等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将促进内需企稳回升。此外，欧洲经济持续稳定复苏，内生动力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回暖，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经济止跌回升，都会对未来全球投资增长起到提振作用，从而拉动全球贸易发展。

同时，促进全球贸易合作的一些重要事件亦将产生正面影响。在欧洲，英国脱欧公投后，投资者一度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动摇。但最近欧洲主要国家的大选结果表明，民粹主义难成主流，区域合作仍将前行。在亚洲，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实施、日本加大对东盟地区的投资，均可对区域贸易形成支撑。即便在美国，特朗普也并非彻头彻尾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而是主张更为公平合理、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规则。

在今年的二十国集团(G20)汉堡峰会上，各国积极讨论，对未来的贸易合作达成了多项共识，反对保护主义，加强贸易与投资合作，改善贸易投资环境，有利于维护国际贸易体系的公平性和开放性。

不过，在可预见的中期乃至中长期内，全球贸易不太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状态，即贸易增长大约为GDP增速的两倍。更大的可能是，全球贸易摆脱过去五年低于GDP增长率的状态，达到GDP增速的1.0-1.5倍区间。主要原因有：

其一，超宽松货币政策环境走向正常化。随着美欧国家失业率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通胀压力将会逐步上升。截止目前，美联储已经加息四次，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缩表)提上日程。欧洲和日本的央行也将逐步跟随。货币环境的紧缩对全球流动性产生影响，进而也将会抑制需求，对未来的贸易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财政刺激措施的推动效应。

其二，部分国家“去全球化”逆流难以消退。日益增长的反全球化情绪和民粹主义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仍将会导致各国采用限制性贸易措施，对全球贸易和产出产生负面影响。以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为代表，“去全球化”逆流正在试图改变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格局，放弃现有贸易协定或采取全面的限制性贸易措施，将损害消费者和商业信心，破坏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同时，各种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增加，区域合作格局面临重新洗牌，可能导致国际投资和生产的转移与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面临重组，削弱贸易动能。

其三，大宗商品市场难以实现周期性逆转。金融危机前，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是推动全球贸易活动的重要因素。而危机之后，大宗商品供求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以美国页岩油革命、各国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创新，降低了对传统能源的贸易需求;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也意味着对全球大宗商品的需求不再强劲。而在供给层面，主要产油国难以达成减产协议。同时，金融监管的强化也使得金融因素推动大宗商品反弹的可能性降低。

最后，来自地缘政治角力等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压力。过去几年里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欧美对俄的制裁等，都对国际贸易的正常往来在一定时期内形成重大干扰。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地缘政治纷争等持续不断，时刻可能构成新的风险，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全球贸易新形势对我国的政策含义

在外贸回暖但不会重返强劲增长的趋势下，我国需要坚持经济转型政策的定力，同时采取财政、金融、外贸等综合手段，巩固既有成果，开拓新的外贸增长空间。

坚定维护全球化的大趋势，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拓展与新兴市场国家潜在合作和发展空间。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贸易保护态度，未来需要完善配套政策，充分利用G20、WTO等多边舞台，倡导包容合作的全球治理理念，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以有关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放弃部分领导权为契机，积极参与主导有关国际规则制定。以“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载体，推动全球经济合作治理模式变革，增强发展中国家影响力。

巩固与周边国家的自贸区建设，赋予区域合作更多内涵。2016年，我国成功推进8个自贸区谈判或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新启动8个自贸区谈判或研究。其中，完成与东盟的自贸区升级谈判，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启动与海合会、以色列等自贸区谈判。未来，我国应加快推进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贸易往来密切、市场潜力较大的国家进行自贸区谈判，发展新的自由贸易关系，努力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外贸竞争力。在降成本方面，可以进一步推广已有自贸区发展经验，强化各项稳外贸政策措施。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减轻外贸企业负担。通过金融业的供给侧改革、完善监管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扶持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积极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支持加工贸易创新发展和梯度转移，鼓励企业培育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提高外贸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积极扩大现代服务业开放，扩大服务贸易，提升贸易竞争力。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外贸发展保驾护航。发达国家货币紧缩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可能冲击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全球流动性收紧，新兴市场面临资本流出和货币贬值压力。一些国家房地产、股票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流动性收缩可能刺破资产泡沫，诱发新的金融动荡。从国内环境看，我国企业债务持续上升，“去杠杆”压力之下，金融风险依然较高，资本外流压力较大。我国应妥善应对全球货币政策环境逆转带来的冲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与管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稳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编辑：胡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