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复苏之谜：新周期、新能源还是新技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西泽研究院”，作者为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赵建、西泽研究院研究员张鹏。

由美国触发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在全球经济依然处于低增长泥淖，尤其是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处于风雨飘摇的形势下，作为此次危机始作俑者的美国，却在一度不被看好的不靠谱总统特朗普的辗转腾挪之下，即将迎来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谜团或者“奇迹”，抑或类似中国这两年的“周期的幻影”。

很多学者和金融家对此表示质疑，罗杰斯、瑞·达里奥等金融大鳄持续看衰，几年前就提出了“美国即将陷入第二次危机和衰退”的警告；国内唱空美国经济的学者也大有人在，然而在美国经济的高歌猛进面前不断被打脸。被伯南克称为第二次“大萧条”的美国经济究竟为何迅速走出危机的雾霾，而且很快进入稳健增长的区间？是美国经济本身的韧性催生的新周期，还是特朗普财税政策刺激的旧复苏？抑或是基钦周期下新能源和新技术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

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待于深入的考察分析。同时一些担忧也是有道理的，资本主义经济内生的不稳定性，反全球化、孤立主义和民粹政治的特朗普主义，不断攀登历史新高的股票市场等等，也在为随时终止这个帝国奇迹埋下伏笔。至少有一个周期律是逃不开的，那就是每一个加息周期，基本都是以金融危机作为终止符。

一、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2008年的金融海啸如翻江倒海一般激荡了自互联网泡沫以来蓬勃发展的美国经济，华尔街的金融神话留给世界满目疮痍的坏账废墟。危机标志着上一轮次贷狂欢的终结，也开启了一段复苏的征程。为应对金融危机产生的流动性枯竭对于实体经济的致命打击，美联储先后开展了三轮量化宽松（QE），缓解了金融机构的燃眉之急，压低了长期国债利率，刺激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OECD领先指标显示，2016年以来，美国经济企稳向好，呈现出复苏态势。失业率自金融危机爆发时的高点10%逐渐降低至自然失业率之下，PMI连续多个月维持在荣枯线以上，CPI也在合理区间内运行。根据摩根大通的统计，本轮美国经济的扩张已经持续长达108个月之久，位居历史第二位，增长势头强劲。美国股市也因为经济的企稳向好走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大牛市，牛市持续时间已超过3452天，成为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牛市，给投资者带来一场热情洋溢的资本盛宴。

数字的背后反映了微观企业层面对于经济的乐观预期，也暗含着美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蛛丝马迹。特朗普经济学亮眼的成绩单不禁让人民想起了历史上上个世纪初的柯立芝繁荣、里根的黄金期以及克林顿的新经济。

二、历史的追溯：黄金时代的荣光

20世纪30年代，美国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然而，在这场危机之前的短暂时光里，却镌刻着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柯立芝繁荣”。在这短短几年时间里，美国经济每年以4%的速度增长，工业生产量增长近一倍。到1929年上半年，美国的工业生产量已经占资本主义世界的48.5%。

柯立芝总统的经济政策可谓是旗帜鲜明：减税、放松监管、贸易保护主义。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了个人可支配收入，刺激了消费需求。同时，对于企业来说，减税极大降低了负担，让企业更有意愿进行设备投资，为企业长期发展注入动力。放松监管是柯立芝政府为市场注入的另一针强心剂。通过构建“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格局，“治大国若烹小鲜”，为企业创造宽松的营商环境，充分释放经济主体的创造性（许国林（1988））。在对外贸易方面，柯立芝政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针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一方面弥补了因减税而产生的财政缺口，另一方面保护了本国产业，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正是得益于这一连串的政策组合拳，美国经济在一战后享受了短暂的美好时光，“柯立芝繁荣”也以其辉煌的成就，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丘岩（2013））。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到来惊醒了沉醉于柯立芝繁荣之中的美国人民。危机的深化、矛盾的愈演愈烈最终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重新洗牌，而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满目疮痍，第三世界百废待兴，世界形成了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大国对峙的局面。经历了二战后最初期的相对强势，美国在上世界七八十年代腹背受敌，进入一段相对低谷期。面对苏联在军事上的咄咄逼人、日本在经济上的穷追猛赶，外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中东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胀压力，美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腹背受敌的危机感促使美国人民开始思考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之外的“灵丹妙药”，在凛冽的寒风中孕育新的希望。

1980年，当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第40任总统的时候，他心里明白，等着他的不仅仅是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更有处于风雨飘零中的美国经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后遗症为美国政府带来了巨额财政赤字，两次石油危机的发生极大提高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劳动力人口增速的下滑让美国经济显得力不从心。被主流经济学家视为灵丹妙药的凯恩斯主义逆周期调控在骨感的显示面前蜕变成了遥远的空中楼阁，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沉疴顽疾”如同达莫里斯之剑一般悬在新任里根政府头上，也是所有美国人民挥之不去的创伤。

面对“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不利局面，里根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从根本上扭转了美国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高昂的局面。减税、放松管制、收紧货币等政策手段同复苏的美国经济一道，永载史册。

里根总统上任伊始就启动了大规模减税的步伐。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81经济复苏税法》，又称《坎普-罗斯减税法案》，逐步降低税率，并在1985年起将个人所得税与通胀挂钩；非劳动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边际税率也大幅降低。随后，1986年，国会通过《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大幅度降低了边际税率，削减了一系列特殊类型投资的特定税收条款（如取消销售税扣除、不动产税扣除、慈善捐助扣除等），为资本有效配置扫清了障碍。据估计，1986年的税改为美国经济创造了近1万亿美元的增长（任泽平、张庆昌（2017））。

与此同时，里根政府还积极通过放松行业管制、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为企业卸甲减负。1981年，里根总统批准成立以副总统乔治·布什为主任的“撤销和放松规章条例”的领导小组，放松了航空、电信、天然气、铁路、运输等行业的管制，并通过引入外部竞争，极大提高了这些行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提高了社会福利，奠定了美国长期增长的基础（齐晟，2018）。

里根经济学有效缓解了长期以来困扰美国经济的滞涨问题，美国经济开始逐渐有了起色，但却造成了高昂的财政赤字。进入90年代，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接过了总统的接力棒，开启了美国经济一段新的征程。1992年，当选美国总统未满一个月的克林顿便向国会发表了题为《美国变革的前景》的演说，并提出了一揽子经济复兴计划。这一旨在削减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和私人投资的计划融合了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理论，通过平衡预算、精简政府机构、缩减政府开支、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加教育、科技、环保投入等政策组合拳，降低了政府赤字，促进了经济增长。1995-2000年，美国经济一扫过去的阴霾，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新征程。新一轮信息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能源价格高点回落、非石油进口产品价格的大幅回调，减轻了通胀上行的压力，为美联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三、新周期：来自基钦周期的内生力量

本轮美国经济的复苏具有明显的周期型特征。主要的力量可能来自：需求侧家庭部门收入的增长提高了对于非耐用商品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对于耐用商品以及房地产的投资，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

以非农企业员工平均时薪衡量的家庭收入，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长期的低迷后，在2015年初迎来触底反弹。伴随着收入的增长，终端消费需求开始稳步回升，核心PCE指数同比随之开始走高，人们在食品、饮料及烟草等方面投入的增加拉动了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并进一步传导到企业层面，促使企业进行相应的库存调整，增加相应的设备投入，从而开启新一轮库存周期。

从数据的直观表现来看，私人投资的增长是本轮美国经济走出泥潭、浴火重生的直接驱动力。经历了短暂的低迷，私人投资于2016年初触底反弹，同比增速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由负转正，达到20%以上。在私人设备投资的各细分项中，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的占比最大，并且一直以来都保持高位平稳增长。企业的层面的投资行为给整个国家的科技研发投入提供了深厚的微观基础，也造就了美国科技的不朽传奇。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能力是美国能够持续发展、推动历史进程、引领时代潮流的关键，“美国梦”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聪明头脑来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科技手段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显著提高了传统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Lund S, Manyika J, Nyquist S, et al，2013）。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是经济平稳向好的另一表现。金融危机后，伴随着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经受泡沫侵蚀的房地产市场渐渐出清，并开始了一段新的繁荣。根据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的数据，今年6月成屋售价中位数同比上涨5.2%，实现连续76个月上涨，创历史新高。房价上涨的背后是房屋供给的低位徘徊和房屋需求的不断攀升。金融危机后，美国新建住房供给量长期在低位徘徊。核心大都市圈的发展为相关城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流入，却也增加了土地供给压力。在需求侧，随着千禧一代逐步进入购房年龄，住房需求压力不断加大。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叠加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低利率环境，共同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周期性复苏的背后，一些亮眼的新经济增长点也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以新能源、先进制造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经济因素，在润物细无声的推动美国经济的内生复苏（甄炳禧，2015）。

1、不竭之源-新能源革命

以含油砂、重油、气变油以及其他液态油为代表的非常规能源重塑了美国的能源格局，在就业和政府收入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据估计，到2020年，烃类的生产会让能源部门的GDP从现有的1150亿美元增长到2250亿美元。同时，烃类的生产也会促进石油化工、化肥、合成树脂、铁、钢材、玻璃、造纸以及塑料加工等依赖天然气生产的行业的发展，并会在服务业、建筑业、运输业、贸易领域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非常规能源革命改变了美国及世界能源供给的格局，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1990-2005年，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的产品以每年1.8%和2.5%的速度增长，而在2005-2015年间，增长率分别达到3.6%和3.1%。钻塔和钻头性能的提升降低了石油开采的成本，水力压裂技术的改进可以让钻井平台更大范围的接触岩石壁，从而更好的控制钻头钻取的路径；性能更加优异的离岸钻台和钻井平台可以让钻头深入到更深的区域，并且在极端环境仍然可以正常工作。这些技术上的进步极大促进了重油和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的开采。据估计，到2030年，这些非常规石油资源将占到世界石油总产能的三分之一。

根据McKinsey的研究，2007年至2012年，美国页岩气的产量年均增长率超过50%。根据McKinsey的估计，页岩气产量的增长每年会为美国GDP贡献2到4个百分点（约合3800至6900亿美元），截至2020年，会为美国创造170万个就业岗位，这将为没有学历的蓝领工人提供更多高薪工作岗位。其中，油气部门每年会对GDP贡献1150至2250亿美元，创造11万至21.5万个就业机会；能源密集型行业（包括化工、金属、造纸、橡胶和塑料等行业）每年会对GDP贡献550至850亿美元，创造16.5万至27万个就业机会；服务部门（包括金融、法律、商业、管理、房地产、教育、医疗等行业）每年会对GDP贡献1300至2350亿美元，创造25万至45万个就业机会；其他相关行业（包括零售、建筑、运输、仓储、农业、林业和采矿业等行业）每年会对GDP贡献800至1450亿美元，创造38.5万至72.5万个就业机会（丹尼尔·耶金，2013）。

2、高端利器-先进制造业

相对于传统制造业来讲，先进制造业通过吸收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机械制造以及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并将这些先进制造技术融入制造业产品的研发、生产、营销和管理全过程，从而实现制造流程自动化、流程化、智能化的产业。先进制造业以其涉及领域广、产品附加值大的特点，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制造业在美国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支撑美国综合国力保持世界领先的重要基石。作为后发国家，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充满波折。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之不断增长的人口促使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美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益于较小的战争创伤，美国的制造业处于繁荣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最高曾达到40%，其中，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达到31%。此后，美国制造业开始步入下行轨道，国际影响力逐渐走弱，就业人数也逐渐减少。到200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比重开始低于中国，昔日制造业头号大国的风光不再。

制造业的日趋弱势与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相对强势增大了美国经济的不稳定性，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助长了两极分化。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人意识到华丽的虚拟经济需要坚实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为此，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和“重振美国制造业”战略，试图通过引导制造业企业的回流，增强美国经济的厚度，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在经历了近30年的下滑之后开始企稳，稳定在20%左右。

一些国际知名的跨国企业也开始考虑在美国建设工厂。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将原本位于中国的热水器生产线迁回至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并将原本位于墨西哥的的高端冰箱的生产线迁回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决定将原本位于墨西哥的新一代凯迪拉克SRX SUV越野车的生产线迁回至田纳西州的斯普林希尔（Spring Hill）。波士顿咨询集团在2012年4月开展的一项网上调查显示，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制造业企业中，有37%的企业“打算或者正在考虑将原本位于中国的生产线迁回至美国” 。

与传统的以劳动密集为主要特征的制造业产业不同，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主要分布于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先进材料设计、纳米制造、智能电网、基础设施建设、科教等领域，呈现出“产业链上游化、知识密集化”的特点。制造业的重新崛起离不开美国政府的穿针引线。2011年6月，面对着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的趋势，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通过加强政府机构与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增强对于先进制造业的创新投资。2012年3月，奥巴马政府提出与企业、大学共同建立在全国范围内的“制造业创新研究网络”的倡议，由政府出资10亿美元，计划在10年内创建15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并在2013年将这一数字增加到45个。截至20政府的引导大大加快了象牙塔中高深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商业化的速度，理清了知识外溢的障碍。创新研究所为来自各个领域的人才提供了思想碰撞的绝佳场所，为知识资源的落地起到催化作用。截至2017年，已有14家制造业创新研究院开始运作，美国的制造业发展迎来了新的生机。

3、财富密码-大数据产业

大数据的普及应用可以提升传统经济运行效率，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数字经济时代孕育着海量的数字资源。电子支付的普及、网上购物的兴起、社交媒体的活跃以及新型可穿戴设备造就了指数级增长的数据资源。电脑硬件的更新换代使得在海量数据中发掘有用信息成为可能，也为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提供了方向。通过在数据中找寻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行为特征，提高决策的精准度，传统行业的企业可以极大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提高自身生产能力。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大数据的应用每年可以为美国带来6100亿美元的产值。其中，零售业和制造业每年产值增加额达到1550至3250亿美元，大数据在医疗保健和政府服务领域的应用每年也会为带来约2850亿美元的成本结余，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以亚马逊、克罗格和塔吉特为代表的美国零售业巨头精准把握时代潮流，利用大数据手段优化服务流程。以亚马逊为例，依靠其推荐算法，可以为客户精准提供相关产品、服务，或者根据客户行为的分析实行差异化定价，最大程度获得生产者剩余。通过分析消费者的偏好，结合自身存货数据，零售巨头们优化了供应链的流程，降低了由供需不匹配带来的成本。同时，零售商可以根据其对于消费者行为的深度分析，利用价格方式，对不同消费者进行分层，培养客户粘度。

大数据在美国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数据，美国制造业领域的数据量大约有2000艾字节。如果这些数据能够被充分利用，生产企业会显著提高机器的运行效率。利用数据分析，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产品使用周期的管理，提升产品需求预测的准确度，在产品生产和产品维护方面实现优化。

医疗保健领域也为大数据分析提供了广阔沃土。大数据分析在提高病情诊断效率、降低医护成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估计，截至2020年，大数据分析的应用可以为医护行业带来1000亿至1900亿美元的成本结余。大数据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临床诊断方面，通过构建支持系统，以数据分析的方式，指导医生的决策，并利用远程监护的手段，为居住于偏远地区的居民提供均等的医疗条件。第二，在医药研究领域，研究者可以利用不断提高的计算机运算能力，以计算机模拟的方式，预测处于研发早期阶段的药物的应用前景。第三，在公共医疗方面，大数据分析可以患者更早地诊断出潜在的慢性疾病，控制疾病的蔓延和恶化。

大数据也为政府部门减少支出起到关键作用。自动化程度更高、共享机制更加完善的数据系统极大地提高了政府部门的运行效率，精简流程后的后端服务模式使得政府可以为公民提供更好的服务。根据测算，截至2020年，大数据分析每年通过提高政府部门运营管理效率，创造出等价于350亿-950亿美元的产值。同时，通过减少政府的无效支出、提高征税效率，每年可以节省开支大约2800亿至4600亿美元。

四、全要素生产率：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

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律等领域享有重要话语权。正是依靠在多个领域深耕细作产生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强大的综合国力，美国经济在经历多轮周期性波动之后依然能够扫除阴霾，步入正轨。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完善的金融体系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科技创新一骑绝尘

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全球市值最大的6家公司中，有5家是美国的科技公司，总市值达到2.5万亿美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专利申请数据显示，美国专利申请数量居于世界首位。研发支出方面，美国的研发支出投入全球最多，并且每年以较高的速度增长。

强大的科技实力的背后是完备的科研创新体系。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联邦政府、企业、高等院校和其他非营利机构构成了美国科研体系的基石。科技开发在美国企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在美国，大约有3/4的研发工作由企业完成，企业部门吸纳了3/4的科研工作人员，全国科研经费的2/3投入到了企业部门。企业部门是创新活动的主体。内生于移民文化之中的冒险精神与挑战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民永攀科研的高峰，探索未知的世界。创新的基因生根于移民者的热情，发芽于企业的成长壮大过程。在变化和灵活中把握商机，在成长与壮大中推陈出新是美国企业不变的信条。通用电气“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品牌”、惠普“以世界第一的高精度而自豪”、以及微软“不断淘汰自己的产品”的理念即是美国企业向世界许下的庄严诺言，也是美国企业创新精神的最佳体现。

科技的卓越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本土保持了相对稳定，为产业创新和科技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冷战时期，为应对苏联的潜在威胁，美国政府加大了在国防科技、原子能利用、电子信息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投入，成就了一批代表性的科技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里根政府通过了包括“拜杜法案”，将政府资助的发明专利权归属于发明者所在的研究机构，鼓励非盈利性机构与企业合作将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提高发明技术的利用率。克林顿时期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政策的基础上，加强了军用技术的民用化程度。

政府的支持、企业的投入为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构建了底层生态，金融资本的支持则为科学技术的商业化运作保驾护航。著名的硅谷模式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经过近50年的高速发展，这片坐落于旧金山以南，圣克鲁斯以北的狭长地带形成了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持续引领全球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的发展。2017年，面积占全美1.19%、人口占全美7.8%的硅谷地区，对美国经济贡献占比达到10.4%，21%的并购、34.6%的IPO、47.5%的商标注册在这里产生。

依托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等知名学府的科研优势，硅谷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形式。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硅谷企业提供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人才，并通过讲座、培训等形式，为硅谷企业注入最前沿的技术支持。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极大提高了硅谷科技企业的孵化能力，是硅谷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推手。成熟的风险投资机制可以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企业注入鲜活动力。兼具专业投资能力与深厚行业背景的投资专才不但可以为企业带来急需的资金支持，还可以帮助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深度参与企业经营，最后帮助企业成功上市，实现双赢的结果。同时，针对信息行业的特点，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专利保护的法律法规，巩固和加强了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解除了科技企业创新活动的后顾之忧。

2、人力资本全面提升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高度重视对于人才的引进、吸收和培养。源源不断的移民为美国社会提供了鲜活动力与不竭源泉。正像美国前总统里根说的那样，“我们是一个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国力源于我们的移民传统和我们欢迎的异乡侨客，这一点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匹及。”

美国人才引进的传统内生于处在襁褓时期的国家基因中。19世纪，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斯莱特在美国创办了第一家机械化纺织厂，推动了美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二战时期，当战争正如火如荼的展开时，美国却在悄无声息的派出“阿尔索斯”突击队，抢在其他国家之前，“抢夺”那些来自德国、意大利的知名科学家，劝说他们加入美国国籍，支持美国科技的发展（李其荣, 倪志荣，2012）。这一行动，看似舍近求远，实则韬光养晦，行稳致远，从根本上提高了美国的长期竞争力。二战之前，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数量方面，德国是美国的3倍，但在半个世纪以后，全世界自然领域的诺贝尔奖已有4成花落美国，并有超过7成的诺奖得主为美国效力。无论是原子弹、氢弹、火箭的研发，还是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施，电子计算机的升级换代，每一项尖端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的背后，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科研工作者的指点迷津（王辉耀，2009）。来自敌对的纳粹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领导设计了美国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用以运载“阿波罗-11”号飞船实现人类登月；熟悉德国科研内情的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总统，提议研发原子弹；意大利科学家里克·费米建立了美国第一座受控核反应堆，成为美国“曼哈顿工程”的主要领导者，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匈牙利犹太人爱德华·泰勒于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恩尼威托克岛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成为美国的“氢弹之父”。自由的学术氛围和充分的政策支持为这一位位来自欧洲的科学家提供了优质的研究环境，帮助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一个又一个“火箭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用爱因斯坦的话说，“要是我们企图把美国日益增长的科研优势完全归功于充足的经费是不公正的。专心致志、坚忍不拔、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才是背后其重要作用的因素。”

3、金融深化驱动创新

金融业是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高度发达的金融行业为美国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提供了重要保障。工业化、城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金融资本的保驾护航。从传统的银行贷款，到专门服务于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再到为满足各类投资者需求而创设的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发达的金融产业成就了美国产业的辉煌。

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稳定的环境，在20世纪业，美国逐渐取代英国称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水涨船高，纽约也逐渐取代伦敦称为国际金融中心。一战期间，纽约股权交易所充分利用伦敦交易所因为战争而暂停交易的有利时机，提高交易规模，增加市场容量。二战后，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主导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格局，美元也顺势称为全球第一结算货币，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战后国际经济的新秩序。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元是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以及农产品的计价货币，在贸易结算货币中占有半壁江山（埃斯瓦尔·普拉萨德，2014）。

美元的全球地位背后是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美国逐渐形成了包含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外汇、金融衍生品、另类投资等多个领域、丰富产品的立体式金融市场。从服务于小微、初创企业的风险资本，到作为企业发展晴雨表的权益投资；从为企业员工提供安全保障的养老基金，到帮助大学生完成学业的助学贷款，金融对于经济的支持缓解了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必要的摩擦，通过高效的跨时空资源配置，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高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是金融与经济良性互动的绝佳案例。以VC、PE为代表的风险资本为初创期的小微企业带来了久旱甘霖。1995至2000年间，先后有3000多家美国高科技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募股的方式上市募集资金，促进了新技术的发展。随着金融危机后美国施行的“再工业化”政策，以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也为风险资本提供了大量的投资机会，形成了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良性循环，共同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4、市场经济活力十足

起源于欧洲大陆的思想渊源与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在美国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美国的精神传统和思想资源简单来说包括基督教新教精神和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对美国人，基督教精神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 引导美国人在激烈竞争中赖以自律, 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倡导集体合作, 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宣扬平等, 在物欲横流的浊浪中守候精神的彼岸。自由主义的思想中同时蕴含着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相较于“天赋人权”倡导的人人生而平等，美国人更加注重机会平等，倡导在平等的机会中，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获得成功的自由（资中筠，2001）。这种包含个人自由和公平两个方面的自由主义在美国深入人心, 成为美国人的共同理想,甚至是普遍信仰, 是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凝聚成为美利坚民族的凝合剂。这种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思想理念，也为社会改良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

如果说自由与平等是美国精神的内涵，那么改良和求变就是美国不断完善的内在动力。正如胡适所说，“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进步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正是通过不断地改良，美国社会避免了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其他方式的无序的政权更替。政府、公众以及公益事业企业的共同努力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国社会这艘巨轮偏离驶向远方的航道。

政府层面的改良运动会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正如列宁所说:“西奥多·罗斯福和进步党人的全部纲领、全部鼓动工作都是围绕着这样一点:怎样通过……资产阶级的改良来拯救资本主义”，美国的改良运动的背后都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修修补补。正是这些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预调、微调，保证了美国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以通过渐进、妥协的方式最大程度上缓和矛盾、避免冲突，为美国提供了长久的和平、安定的环境。这一过程中，依托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结合内生于基督教教义中的悔罪伦理和自由主义的公众认知权而形成的公众自我批判精神和公开讨论问题的信念同样功不可没。此外，由富足资本家出资设立的公益基金会也为监督政府工作、维护人民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这三种力量的相互影响、相互补充推动了美国经济在逐步改良中发展壮大。

五、迷雾重重：特朗普经济是否可以持续

作为特朗普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2017年年底的减税政策降低了美国持续多年上涨的税收负担，对美国经济产生立竿见影的促进效果。平均税率从最高点的12.4%降低到11.6左右，促进了个人消费的提升，拉动了美国经济增长（王涵，段超，卓泓，2018）。

然而，这种供需两侧的刺激型政策是否可以持续？美国经济真的就从此摆脱资本主义内生的不稳定性了吗？现在的动力结构是否可以支撑美国历史上即将到来的第一增长周期和第一大牛市吗？我们的担忧并不是多余，数据显示支撑美国经济反弹的因素边际减弱，美国经济面临较大的回调压力。从产出缺口角度看，美国产出缺口已经由负转正，并且根据OECD公布的预测数据，2019年美国的产出缺口将达到1.16，反映出经济发展有过热倾向。净出口的增长是本轮美国经济强势复苏的驱动力量之一（张静静，2018）。6月份，美国净出口环比增长1.06%，超过近期平均水平。在中美贸易战逐渐升级，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强烈的背景下，出口的持续增长恐难延续（Kenneth Rogoff，2018）。作为美国出口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豆出口量的变化对美国出口总量的变化影响很大。贸易战的打响对美国大豆的出口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对此领先指标PMI新出口订单或许已经初现端倪（Shruti Date Singh,Tatiana Freitas，2018）。

房地产上升动能的衰减是美国经济动力不足的另一隐患。6月份，美国新建房屋销售量折年数为63.1万套，为年内最低值，同比仅增长2.44%，为2017年9月以来的新低；6月份成屋销售量折年数为538万套，也为年内最低。销售数据的疲软也让房地产投资增长乏力。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6月新屋开工量环比下降12.3%，为9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同时，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市场按揭利率开始升高，从需求侧抑制了房地产销售的增长，降低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动能。

高额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也为稍有起色的美国经济增加了几分不确定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美国政府对于金融机构施行的一系列救助计划，叠加随后为经济增长而实施的刺激计划，美国政府负债率急剧上升。截至2017年年末，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80%以上，对美元汇率和通胀水平的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可能是未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中的负面因素和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