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用电量上升背后：灰色经济还是国进民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李迅雷金融与投资”，作者：李迅雷 杨畅。

这两年来，国企的盈利增速高于民企，不少人都在惊呼“国进民退”。确实，民企破产倒闭的案例远超国企，民企在融资成本高企、消费增速回落的大背景下，盈利增速必然下降。但是，从1-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看，民企的增速在持续上升，国企的增速则大幅回落，似乎是“国退民进”。为何经济增速下行背景下，民间投资反而逆势而上呢？本文试从居民生活用电量增速异常上升为切口，探讨“灰色经济”现象。

【主要观点】

1.生活用电量与电价、居民收入的背离现象如何解释，需要更新视角。今年年初以来，用电量明显回升，当初判断是由于北方各地推进“煤改气”。但短期“煤改气”很难解释用电量增速近年来的持续回升。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背离”——在居民收入增速回落、生活用电价格走高的背景下，居民生活用电量的增速却不降反升，这需要深入分析。

2.“灰色经济”或正在扩张。“灰色经济”绝非贬义，也非中国特例，其他主要经济体在经济下行阶段，都出现过“灰色经济”的扩张。如表现为很大一部分社会群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形式，是使用生活用电而非生产用电，且这些经济活动并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主要参与者或许来自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发的就业结构性转换，典型代表是最近几年火爆的直播、快递、家政共享、出租共享。

3.“灰色经济”扩张同时也是“国进民退”的反例。经济转型期往往会带来“灰色经济”不断扩张，其中孕育出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基本都由“民营”在主导，只是由于“灰色经济”本身的隐蔽性，难以准确统计，但实质上反映了“民营”的扩张。另外，中国已经进入“存量经济”主导时代，大多数行业都存在分化和集聚趋势，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存在向头部企业集中的迹象。如果把分化和集聚这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粗暴地归结为“国进民退”，就容易造成对当前经济演进方向和投资方向的误判。

【正文】

一提到“灰色经济”，往往会率先联想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双轨制”，随后多年经常与“地下经济”、“|黑色经济”相联系，可能会让人觉得“灰色经济”并不是什么好的事物。但在当前阶段，使用“灰色经济”的提法，必须提前声明，更多侧重于中性表述，并不带有贬义。

更多想描述的是那些由于统计体系并不完善，一些事实上存在的经济活动，并未被纳入统计范畴，而这部分恰恰是经济转型升级阶段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在中国经济转型阶段，这个由民间主导的经营活动，其体量正在逐渐变大。

如何解释用电量与生产和收入相背离

今年年初，全社会用电量大幅度回升，当初大家的普遍判断是，由于各地落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上关于“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的要求，导致原本通过燃煤取暖的方式，转变为用电取暖，导致用电量大幅度增加。

但冬季结束后，全社会用电量的同比增速仍然高于工业生产的增速，这就很难用“煤改电”来解释了。如果把时间拉长，其实从2015年底开始，全社会用电量当月同比增速见底回升，而工业生产始终保持平稳。甚至从2017年开始，全社会用电量当月同比增速超过工业生产的增速，也却没有带动工业生产的回升。也就是说，更多是非工业的因素在牵引着全社会用电量增速的波动。

国家能源局定期公布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数据，以及剔除掉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后的生产用电数据。把二者比较后发现，生活用电的增速见底要远远早于生产用电，且增速也远高于生产用电。显然，从2017年冬季开始的“煤改电”并不能解释2015年年中以来生活用电的持续高增长。

尤其是进入2018年以后，居民生活用电量的增速，基本维持在两位数，如平滑后的8月份的增速为12.1%；而生产用电量增速则维持平稳走势，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基本相当。

生活用电和生产用电当月同比增速比较

资料来源：WIND，国家能源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背离”：为什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回落，但生活用电量却持续高增长？从2010年到2015年，尽管城镇居民生活用电的季度增速波幅更大，但基本与可支配收入增速保持类似趋势，但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二者之间的“喇叭口”则不断放大。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生活用电量当季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这还是在电价始终在上涨的背景下发生的——2010年，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居民生活用电实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将单一形式的居民电价，改为按照电力消费量分段定价，居民用电越多，支付的电价水平呈阶梯状逐级递增。

由此，除内蒙古西部地区和海南等极少数地方为，各个地方先后通过采取阶梯电价的方式，上调居民生活用电的平均销售价格。

各地居民生活用电平均销售电价增幅（2016年较2010年）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也就是说，在居民收入增速稳中有落、居民生活用电价格走高的背景下，居民生活用电的增速不断提升，这并不是一个短期“煤改电”能够完全解释，需要更深层次的剖析。

“灰色经济”正在扩张 ——典型代表如直播、快递、共享家政

由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事经营活动的部分群体正使用生活用电而非生产用电，即所谓的“灰色经济”。

首先，“灰色经济”的参与者，或许来自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发的就业结构转换。2015-2017三年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合计减员3121万，如果考虑到因为年龄原因自然退休的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底15-59岁人口是9.2982亿，2017年底是9.157亿，三年减少了约1412万。2017年全国就业人口为7.76亿，跟全国15-59岁年龄段人口的口径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三年减少的1412万人中，只有一部分能算作退出就业人员，因为第一产业的就业统计中并没有明确退出就业的年龄界限。即便把这1412万人全算作退出就业的人员，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一产、二产就业人员合计占比约55%，那么一产、二产中由于年龄自然因素减少的人员约776万。

剔除这776万，一产、二产因为非年龄原因减员2345万左右。如果再加上这三年间从中等教育学校或高校毕业的学生约4500万（前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曾在2016年说，我国“十三五”期间平均每年需要在城镇新就业的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青年人大约为1500万人），则合计约6845万，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三年共增员3508万，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还有约3337万人并没有实现在第三产业内就业。

第二产业新增就业（1978-2017）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其次，居民生活用电尽管经过“阶梯电价”改革后逐步提价，但仍较一般工商业和大工业电价要明显便宜。根据国务院网站2018年公布的资料，居民用电平均销售电价水平为0.55元/千瓦时，仅约为大工业电价的86%，为一般工商业电价的68%。

再次，统计体系难以完全覆盖“灰色”部分。这些经济活动并未被纳入官方统计的范畴。尽管经营成果不能反映，但用电量数据能够反映其规模大小。

同时我国对城乡居民收支状况的调查，采用的是国际上通用的抽样调查方法，会受“灰色经济”的影响，对从事自由职业、兼职和零星劳动得到的劳动报酬存在数据低估的可能。

因此，如果考虑到超过3千万人并没有你纳入官方的第三产业就业统计中，但这些员工通过非正式的途径，使用家庭生活用电来进行工作，同时这些工作也会带动下游家庭生活用电的需求，进而推动了生活用电高增长。

典型代表是最近几年火爆的直播、快递、家政共享、出租共享。以直播行业为例，2016 年初，随着智能手机以及通讯网络等介质工具的成熟，直播行业进入元年和产业和资本疯狂阶段。

2016 年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包括映客、花椒、一直播等超过100 家直播平台拿到融资，其中至少有15 起亿元级以上的投资额。

2017 年直播虽然进入整合调整期，但需求端仍呈现成长势头，行业整体营收达304.5亿元，同比增长了39%，需求端直播APP渗透率已经达到21%左右。某统计平台数据显示，仅9月22日单个平台单个项目的活跃主播数已经超过了1.6万名，最高总观看人气已经超过了2.38亿次。

某网站统计的活跃主播数量

资料来源：直播观察，中泰证券研究所

有人把“挖矿”和电动车的高增长作为居民用电量增速的上升因素， 这确实也可以作为部分原因，其中“比特币挖矿” 确实属于灰色经济的一个小行业，但毕竟耗电量占比很小，且大部分没有纳入到居民用电的统计中。此外，电动车的保有量基数也很低，尽管增长很快，但电动车的耗电量对居民用电量总量而言应该无足轻重。

“灰色经济”并非中国当前的特例，很多国家在经济转型或发生危机之后，都可能出现“灰色经济”的扩张。例如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东欧国家，典型代表如匈牙利，居民特别是工薪阶层，开始从事一些非正式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被冠以“灰色经济”、“黑色经济”、“第二经济”等名称。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灰色经济”发展势头则更加猛烈，具体则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不断下降的同时，居民用电量却飞速上升。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也存在“灰色经济”的扩张迹象，例如尽管就业率数据持续上升，但始终没有达到2008年的水平，并且家庭收入增速也较2008年要低很多，但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速，却早已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这或许正是由于大量的“灰色经济”工作者，比如未登记的女佣、园丁或者开无照出租车的司机，通过自由职业、临时就业等形式获得收入，这些收入并不被统计部门获得，但正是这些收入支撑了消费增速的快速修复。

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速与就业率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为何不能简单归为“国进民退”

从2015年底开始，不同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明显分化，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大幅反弹，而私营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明显回落，但二者的分化能否用“国进民退”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来描述？

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国退民进”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不妨先看上面这张图：国有控股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016年上半年达到23%后回落，至今年1-8月份，已经回落至1.1%；而民间投资增速也是从2016年上半年跌入至单月负增长，然后逐季回升，到今年1-8月份，累计已提高到8.7%。

这也说明，若单纯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看，现阶段实际上处在十分明显的“国退民进”中。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当前经济转型阶段的行业结构变化特点，不能简单粗暴地把所有这些变化归结为“国进民退”。

第一，“灰色经济”繁荣背后反映了民营经济的扩张。经济转型期往往会带来“灰色经济”不断扩张，其中一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往往都由“民营”主导，只是由于“灰色经济”本身的隐蔽性，既不能算“私营企业”，也不能算“个体工商户”，更不能纳入“私营工业企业”统计范畴，难以准确统计，但实质上反映了“民营版图”的扩张。

第二，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状况缺乏“民企代表性”。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私营工业企业单位数约为21.67万家，不到全国私营企业的1%（国家工商总局2017年9月：全国私营企业2607.29万家）。更何况除私营企业之外，还包括大量的个体工商户（国家工商总局2017年5月：全国个体工商户超过5400万户）。

第三，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处在行业内部大分化过程中。中国已经步入“存量经济”主导时代，大多数行业都存在分化和集聚趋势，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存在向头部企业集中的迹象。如果把分化和集聚这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单纯地归结为“国进民退”，就容易造成对当前经济演进方向和投资方向的误判。

例如，把经济分化和集聚现象总是归结为所有制因素，那就很难解释诸如房地产、家电等这些民营企业主导行业的“头部集中”现象了。

(编辑：刘怀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