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湾区：金融创新为两翼，内外联动助腾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张明宏观金融研究”，作者张明、陈骁、薛威。

导读：本文来自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2018年5月的稿件。

平安观点

引言

我们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系列专题将深入探讨雄安新区、长江经济带与粤港澳大湾区，得出各个区域在一体化过程中的投资机遇。本文将从历史背景、资源禀赋、经济环境、国际对比四个角度来剖析粤港澳大湾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机会。

历史背景：改革开放先行者，腾笼换鸟迎创新

改革开放先行者有望引领新一轮改革开放。粤港澳大湾区与“大珠三角”在覆盖范围上一致。珠三角引领了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潮流。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在助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有望引领新一轮改革开放。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创新驱动大湾区发展。在“腾笼换鸟”与“凤凰涅槃”的战略指引下，珠三角经历近十年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之后，服务业发展整体加快，制造业占比回落。其中广深地区已成为中国的创新产业中心，创新也将驱动粤港澳大湾区继续发展。

资源禀赋：坐拥世界级港口群，高端人才助创新开放

金融危机后广深佛人口流入最多，世界级港口群助力大湾区成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人口净流入规模上广州、深圳、佛山三城处于领先。粤港澳大湾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地形相对平缓，水网密布，岛屿众多，地理条件优越，有着天然良港的条件，且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与众多高级别海港与河港，形成的世界级港口群或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成长为国际一线湾区。

大湾区独享“一国两制”优势，香港高端人才助推开放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可凭借“一国两制”的优势获得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领跑机会，还可在对外投资与管理体系上率先对标国际。另外，香港高端人才的引入或将助推粤港澳大湾区的扩大开放、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

经济环境：出口数据亮眼，金融高校优势显著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分量重，广东珠三角出口数据亮眼。在经济总量、消费总额、工业增加值等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占比均超10%，显示出其经济分量之重。世界级港口群的存在与地理优势给粤港澳大湾区带来了出口优势。

广东省债务偿还能力居前列，大湾区高校及交易所占比高。广东在一般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与财政债务率两个指标上均处于全国靠后位置，显示出广东在债务偿还能力上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香港的高校集群与港交所、深交所则带来了科研、人才与金融的优势。

深广佛三核房价依次递减，深圳多领域存明显优势。广州与深圳的竞争力强于佛山，其中广州优势在于经济、消费规模与科研院所上，深圳在人均产值、出口、财政、研发等领域均有明显优势，佛山的优势在于较高的研发投入与较低的房价。

国际对比：三大湾区各具特色，粤港澳模式或为“金融+创新”

从规模指标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并不逊色于三大湾区。但在人均GDP上，粤港澳大湾区还远远落后。三大湾区在人均GDP上有所分化，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旧金山湾区人均GDP遥遥领先，以金融服务与生物医药为特色的纽约湾区位列第二，主攻工业制造的东京湾区排在第三，三者差距有走扩的趋势。可见创新与金融在增长潜力上远大于工业制造。粤港澳湾区与三大湾区相比缺乏明显特征，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与高端人才来源，且已形成科创企业集聚，加上拥有港交所与深交所两大交易所，金融与科技创新的融合或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方向，不仅会给粤港澳大湾区提供持续的增长潜力，还有助于维护优美的自然环境。

投资方向：加强三地融合发展，产业投资聚焦新经济

粤港澳资源具有强互补性，加快融合助推大湾区发展。不管在法律地位与经济体制上，还是在资源禀赋上，粤港澳都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条件优越，世界级港口群与国际机场的规模与吞吐量均超全球三大湾区。在一系列基础设施建成后，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加强融合也有利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国际一线湾区。目前粤港澳融合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三者的法律、税收、财政等体系有较大差别，另外三者在此前的规划与发展中并未进行科学统筹，发展缺乏协同性。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统一规划下，三者的融合有着绝佳的机遇，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可能再次降临珠三角，助力珠三角在各项制度体系上对标港澳，加速瓦解那些横亘在三者之间影响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制度差异;同时，统一的规划将充分考虑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广深作为全国创新产业集群中心的特征，通过加强人才、资金与技术专利的流动来充分释放金融与创新融合对经济的推动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港口群将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广东省较为健康的财政状况也将显著减轻结构性去杠杆背景下粤港澳融合面临的资金压力。

广州中山佛山有房地产投资机会，产业投资需挖掘新经济领域。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创新融合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也将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特征。考虑到香港与深圳均有证券交易所，金融优势显著;港澳拥有特殊法律地位与成熟市场体系;同时深圳与广州拥有创新产业集群的先发优势，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将成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佛山、珠海、东莞、中山将成为规模较小的区域核心城市，惠州、肇庆、江门将成为有特色产业的大中城市。从房价上看，香港、澳门、深圳、广州房价呈明显的递减梯度;珠海、东莞、佛山、中山房价也是依次递减;江门与肇庆房价则相当，均低于惠州房价。从未来城市发展空间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中山、佛山、江门与肇庆或将有不错的房地产投资机会。从产业发展方向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将主要依靠创新与金融的融合，在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启动与国内结构性去杠杆的大背景下，近期制造业企业陆续曝光违约的案例正在增加，部分重资产高负债公司可能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综合判断，人工智能、大数据、集成电路、云计算、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经济领域或将诞生未来的科技巨头，珠三角上述产业的发展也将显著受益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当前中美贸易谈判已获得显著进展，在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指导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主要抓手，未来几年全国建设的重点也将放在雄安新区、长江经济带与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上。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与否代表着我国新一轮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实践的开端如何。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投资机会也将获得市场关注。我们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系列专题将分别对雄安新区、长江经济带与粤港澳大湾区进行深入探讨，并得出在各个区域的一体化过程中的具体投资机遇。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资源禀赋、经济环境、国际对比四个角度来剖析粤港澳大湾区，并在四大角度的研究结论基础上得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机会。

一、 历史背景：改革开放先行者，腾笼换鸟迎创新

1.1改革开放先行者有望引领新一轮改革开放

粤港澳大湾区于2015年3月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首次提出，于2017年3月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东省的广州、深圳、佛山、肇庆、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与原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合成的“大珠三角”在覆盖范围上一致。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广东省由于毗邻港澳，且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在我国对外开放前十年的进程中独占鳌头。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率先放开价格管制，并开创了当时吸引外资的主要方式——“三来一补”外贸形式，深圳蛇口也于1979年成立了内地首个出口加工区。同年7月5日，广东省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三市进入首批经济特区名单，成为改革政策的试验区。之后广东省率先实行财政体制改革与流通体制改革，引领了我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潮流。珠三角也在80-90年代开创了“前店后厂”模式。

广东之所以能够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中独领风骚，主要受益于毗邻港澳的地理条件与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港资的进入与市场的放开使得珠三角成为当时外资涌入、外来人口聚集的目的地。2003年CEPA(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订后，珠三角的传统服务业得以迅速发展;2015年4月广东自贸区的设立则带来了高端服务业的成长。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在助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有望引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1.2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创新驱动大湾区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优势下，珠三角依靠毗邻港澳的先天优势获得了近30年的快速发展。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珠三角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外需疲软冲击较大，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同年5月底，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中提出“腾笼换鸟”战略，利用广东省经济发展的梯度特征，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同时将东西两翼、粤北山区劳动力的一部分向当地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另外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珠三角转移。在“腾笼换鸟”战略落地的同时，广东省还加快了产业转移园区的建立。

尽管在初期项目落地进度不及预期，但之后广东省通过出台《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培育省内500强企业，并计划针对重污染行业提高排污费，对限制类、淘汰类企业实施差别电价以加快落后产能的淘汰，“腾笼换鸟”落地进度开始加快。

2013年1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中共广东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上表示，广东作为“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的地位不会一劳永逸，广东既要抓“腾笼换鸟”，又要推动“凤凰涅槃”，需要坚持不懈地来完成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这一项长期艰巨的战略任务。

在“腾笼换鸟”与“凤凰涅槃”的战略指引下，珠三角经历近十年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之后，服务业发展整体加快，制造业占比回落。尽管2009-2011年制造业占比有所反弹，但2012年后制造业占比逐渐回落，服务业占比显著上行。其中深圳在信息技术、科技、教育、卫生等分项上的2016年产值占比较2004年有所提升，广州在金融、科技、娱乐、教育、卫生等分项上的2016年产值占比较2005年明显上行。另外，广深两地除了拥有平安、广药、白云山等著名集团外，还汇聚了华为、腾讯、大疆、中兴、佳都等大型科技公司，已成为中国的创新产业中心。创新也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重要驱动之一。

二、 资源禀赋：坐拥世界级港口群，高端人才助创新开放

粤港澳大湾区除了拥有绝佳的地理条件与优美的自然环境之外，世界级港口群使得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外向型经济的天然优势;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覆盖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域，具有特别的政策优势;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港澳相近的文化特点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在吸引港澳人才上拥有优势，特别是香港拥有众多著名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优势显著。

2.1金融危机后广深佛人口流入最多，世界级港口群助力大湾区成长

粤港澳大湾区人数在2005年就超过了5000万。截至2016年末，总人口已达6705万，其中广东九市占比达89.5%，香港占比9.6%，澳门占比不到1个百分点。分城市看，2016年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与香港人口数均超过500万，其中广深人数进入千万大关。从人口净流入角度看，2008年之前，粤港澳大湾区净流入人口逐年递增，2008年达到268万的最高位;2009-2010年净流入人口仍维持在高位附近;在金融危机对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持续冲击背景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后统计口径的优化集中凸显了该冲击对人口流入的影响，2011年粤港澳大湾区净流入人口迅速回落至38.8万的低位，之后几年虽有所增加，但仍在低位徘徊;直到2015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才有所体现，净流入人口重新回到100万以上，2016年增至128万。分城市看，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净流入人口绝大多数都流向了广洲与深圳，两地净流入人口占整个大湾区的比重分别为42.5%与41.5%;若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口净流入总规模统计，广州、深圳、佛山三城处于领先。从人口流向上也可以看出，广州、深圳领跑2008年后珠三角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佛山在该过程中也受益明显，吸引外来人口能力强于东莞、珠海等城市。

粤港澳大湾区总面积为5.6万平方公里，其中肇庆、惠州与江门面积最大，澳门与香港占地面积最小，除港澳外，珠海、中山、深圳、东莞面积占大湾区比重均不足5%，广州占13.2%的面积，佛山占面积比重为6.9%。从区位上看，粤港澳大湾区覆盖了内地的珠三角地区与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了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貌特征。区域内地形相对平缓，汇聚了珠江、东江、西江及若干河流，水网密布，岛屿众多。地理条件优越，处于南海这一贯通印度洋与太平洋的黄金航道的北部正中，在海南岛与台湾岛之间，有着天然良港的条件。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粤港澳大湾区还是东亚向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与欧洲等地的航运通道的重要节点。

粤港澳大湾区还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这里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季风上下风口分别为南海与高绿化率的丘陵及高原地带，外来污染源少的同时，区域内重污染产业不多，内生污染源少于其他城市群，且濒临南海的条件使得内生污染容易排除。在环保部公布的2017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粤港澳大湾区的惠州、深圳与珠海均名列全国前十;空气优良天数占比也接近85%，远超长三角的75%与京津冀的56%。粤港澳大湾区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正在努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坐拥漫长海岸线及天然良港基础，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众多高级别的海港与河港。海港首推4.5亿吨级别的广州港，深圳港年吞吐量也接近2亿吨，香港、虎门(东莞)、珠海港年吞吐量也达到亿吨级别，另外中山、惠州、江门港也达到千万吨级别。河港首推香港，级别接近亿吨，佛山、江门(内河)、中山(内河)、肇庆、惠州(内河)港年吞吐量均超千万吨，另外还有虎门(内河)、广州新塘、广州五和等河港。在大湾区的世界级港口群中，广州、深圳、香港这三个国际枢纽港口拥有龙头地位，两侧主要起到了江海联运的配合作用。世界级港口群将在粤港澳大湾区成长为国际一线湾区的路上发挥重大推动作用。

2.2大湾区独享“一国两制”优势，香港高端人才助推开放创新

珠三角在建立之初就拥有经济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则是将珠三角城市群与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合为一个整体，独享了“一国两制”的优势。不仅可以利用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与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对接国际资本从而获得先发优势，还可以获得政策创新先行先试的机会，并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来促进内地与港澳在财税体系、相关法律及行业标准上的融合。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可凭借“一国两制”的优势获得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领跑机会。

作为最早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可以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发挥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同时扮演粤港澳大湾区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的“超级联络人”角色。香港可以利用与国际接轨的各项标准与制度体系来帮助海外产业更好得投资内地，同时可以帮助内地企业更加顺利地走出去。可以预期的是，无论在对外投资还是管理体系上，粤港澳大湾区都可能将率先对标国际。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在“腾笼换鸟”与“凤凰涅槃”后创新产业的集聚不仅增加了经济发展潜力与社会活力，也将加快对标国际的进程。

除了“一国两制”政策优势与毗邻港澳的地理条件外，珠三角还凭借与港澳文化环境相近的优势而拥有引入港澳人才的便利性，同时广深地区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也将增大珠三角对港人吸引力。香港在国际金融与法律上拥有大量人才，香港的众多著名大学也可以给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优秀的科研管理人才，在当前扩大开放与产业升级紧迫性抬升的背景下，香港高端人才的引入或将显著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力资本，这也将给粤港澳大湾区的扩大开放、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提供持久助推力。

三、 经济环境：出口数据亮眼，金融高校优势显著

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的经济分量较重，大部分指标均在11%-12%，在出口领域优势显著。在结构行去杠杆的环境下，粤港澳大湾区受益于广东省健康的财政与较强的债务偿还能力可以在发展中轻装上阵。核心城市上，除了港澳两大特别行政区外，广州、深圳与佛山各具特色，其中广州与深圳的竞争力强于佛山。经济、消费规模与科研院所上广州占优，人均产值、出口、财政、科技研发等领域深圳领先，佛山的优势则在于其较高的产业研发投入与较低的房价水平。

3.1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分量重，广东珠三角出口数据亮眼

在经济总量、消费总额、工业增加值等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占全国比重均为11-12%之间，其中工业增加值占比低于11.5%，消费与GDP占比均为12%;这说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分量较重的同时，其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也与全国水平相当。出口方面，粤港澳出口额占全国比重超过40%;这一方面得益于其绝佳的地理位置与世界级港口群，另一方面受到香港、澳门的转口贸易影响较大：部分产品从内地运到港澳时，已计入出口额，从香港再转出至第三方，再次计入出口额，存在虚增出口额的情况。尽管如此，珠三角出口额占全国比重高于26%，远超其GDP权重，仍然能够显示出世界级港口群的存在与地理优势给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出口优势。同时，财政收入上，粤港澳与珠三角占比均处于7.7-7.8%之间，显著低于GDP权重，这与国有资本在粤港澳大湾区占比较低，民营资本较为活跃的事实相符。

将目光转移到珠三角与广东省，可以看出2016年珠三角GDP为全国的大约9%，广东占比接近11%，广东省GDP绝大多数来源于珠三角，其他地区相对落后;珠三角出口占比超过26%，整个广东省占比为28.5%，均大幅高于其GDP权重，说明了广东省出口产品大多来源于珠三角的同时，也显示出广东省与珠三角在我国对外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另外，广东省消费占比超过10%，居民消费占全国比重高于政府消费;工业增加值占比为13.2%，财政收入占比为6.5%。虽然广东省在大多数经济指标上落后于粤港澳大湾区，但工业增加值占比高于大湾区。这也是广东省除珠三角以外地区相对落后且承接了珠三角部分制造产业的结果。从数据上还可以看出广东省其他地区与珠三角差距明显，更多扮演的是承接珠三角淘汰产能的角色，与珠三角的协同效应尚不明显。

3.2广东省债务偿还能力居前列，大湾区高校及交易所占比高

考虑到粤、港、澳三地财政体系独立且制度相异，在关注政府负债率时，我们仅考虑广东省的债务状况。从一般债务余额规模来看，广东负债规模较大，排在江苏、辽宁、山东之后，位居全国第四。但若从债务压力与偿还能力角度看，广东在一般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与财政债务率两个指标上均处于全国靠后位置，分列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五，显示出广东在债务偿还能力上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方面，在泰晤士(THE)亚洲百强榜单上，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数占内地与港澳总和的比重达29.0%，其中香港有着明显的优势，亚洲前十高校独占四所，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东省科研教育资源的匮乏。广东省拥有43所本科高校、86所专科高校、16所独立高校与22所民办高校。其中中山大学与华南理工均为985、211高校，另外还有暨南大学与华南师范大学两所211高校;广东省985高校占全国比重为5.1%，211高校占比为3.6%。尽管广东省科研院所远不及香港，但985高校数仅低于北京、上海、陕西与湖南，211高校数也高于大多数省份。在专利申请量上，广东获得了全国14.8%的授权数量;具体到发明专利，广东获得的授权数占比达9.6%。

值得一提的是，粤港澳还拥有港交所、深交所两大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占港沪深三大交易所总和的75.2%，总市值占三大交易所之和的61.1%。深港两大交易所及发达的金融业不仅能够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在引入海外资本方面占据先机，还能够给企业带来投融资的便利。

房价方面，2017年广东省住宅销售均价为1.14万元/平方米，同比增长4.4%，但仍远远低于香港与澳门10万元/平方米左右的价格。广州九市中深圳房价最高，广州房价位居次席，珠海、东莞、佛山分列3-5位，肇庆与江门房价尚未突破万元大关。

整体看，广东省较强的偿债能力将减轻结构化去杠杆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压力，发达的金融业与强大的科创能力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广东整体房价虽不低，但最高的深圳房价也远低于港澳，珠三角对香港高端人才仍有吸引力。

3.3深广佛三核房价依次递减，深圳多领域存明显优势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除了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外，广州、深圳、佛山作为大湾区的另外三个核心城市，值得我们进行对比研究。

从经济规模看，广深两地相当，佛山最末;但深圳在人均产值上稍高于广州。深圳的工业增加值最高，广州稍高于佛山。广州领跑消费总额，深圳消费额高于佛山。出口与财政收入规模方面，深圳遥遥领先，广州强于佛山。广州虽然债务余额最高，但债务率低于佛山;深圳的债务余额与债务率均最低，可见深圳在三者中财政最健康。广东省重点高校基本都聚集在广州，深圳拥有清华、北大与哈工大的研究生院，佛山在高校与研究生方面垫底。但在R&D投入占GDP比重上，佛山虽显著低于深圳，但稍高于广州;深圳还拥有内地两大交易所之一的深交所。房价上，深圳、广州、佛山梯度明显，依次递减。

整体看，广州与深圳的竞争力强于佛山。其中广州优势在于经济、消费规模与科研院所上，深圳在人均产值、出口、财政、科技研发等领域均有明显优势，佛山的优势则在于其较高的产业研发投入与较低的房价水平。

四、 国际对比：三大湾区各具特色，粤港澳模式或为“金融+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是成为国际一线湾区。尽管全球存在众多湾区，但在规模上能够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当的仅有美国东海岸的纽约湾区、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湾区和日本的东京湾区。三大湾区分别以金融医药、科技研发、工业制造为核心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在成长为国际一线湾区的过程中，需要加强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使“金融+创新”成为核心竞争力。

4.1纽约湾区——金融服务造就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

纽约湾区是以纽约为核心的覆盖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和巴尔的摩等五大都市与四十多个中小城市的拥有广阔海面水域的区域，陆地面积达6.5万平方公里，建成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纽约湾区位于哈德逊河入海口，湾内水域面积宽阔，海岸线长达1600千米，平均水深30米，有着世界级深水港的天然条件，其中的纽约和新泽西港也是美国吞吐量最大的港口。纽约湾区能够与内陆的五大湖区通过仅次于京杭大运河的全球第二长运河——伊利运河相连，这也使得纽约的辐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交通方面，纽约湾区拥有州际公路、美国国道、州级公路三级系统构成的辐射状公路网，纽约都市区内有IRT、BMT和IND三个系统构成的地铁网，湾区内有大都会北方铁路和长岛铁路构成的通勤铁路和城际铁路。另外，纽约湾区还拥有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区等11个港区与肯尼迪、纽瓦克自由两个国际机场和拉瓜迪亚机场。

按2016年数据，纽约湾区拥有2368.9万人，其中纽约市人口数为853.7万，人口密度最高的是纽约的曼哈顿岛，密度达到2.58万人/平方公里，由此向外扩散，人口密度递减。整个纽约湾区2016年GDP总量接近1.6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6.7万美元。纽约湾区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纽约大学等众多全球著名高校，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

纽约湾区最负盛名的当属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坐落于纽约曼哈顿的华尔街金融区拥有超过三千家金融机构，其中不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美国证券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等著名机构。华尔街也成为了美国资本与金融界的代名词。

除了金融行业享誉全球外，纽约湾区的波士顿是全球的生物医药研发中心，拥有近千家生物科技公司，大型制药公司与小型初创企业之间形成了完整的生物医药生态系统。百健等著名生物医药公司则是波士顿生物医药企业的代表。波士顿哈佛医院学、哈佛商学院等著名学院，麻省理工与哈佛均位于查尔斯河对岸的剑桥，也为波士顿的发展提供了高端人才。

4.2旧金山湾区——科技研发成就硅谷享誉世界

旧金山湾区属于美国的加利福利亚洲，包括旧金山市、圣马特奥、圣克拉拉、阿拉梅达、康特拉科斯塔、索拉诺、纳帕、索诺马、马林等9个地区，陆地面积达2.9万平方公里，建成面积为0.4万平方公里。旧金山湾区位于沙克拉门托河下游出海口的旧金山湾周边，湾内水域宽且深，有着天然良港条件。湾内的旧金山港位列“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另外湾内还有奥克兰港。旧金山湾区的海岸被群山环绕，通过沙克拉门托河和圣华金河与加州广阔的腹地相连，扩大了旧金山湾区的辐射范围。交通方面，旧金山湾区的公路是环湾状的，将旧金山、奥克兰、圣何塞连接起来;铁路分为连接半岛和东岸的捷运系统和连接各个城市间的半岛通勤列车。湾区内除了拥有旧金山港、奥克兰港外，还有旧金山、奥克兰、圣何塞三大国际机场和索诺马县地区机场。

按2016年数据，旧金山湾区拥有764.9万人，其中旧金山市人口数为86.7万，圣何塞市人口为100.1万、奥克兰市人口为42.1万，整体地广人稀。人口密度最高的是旧金山、圣何塞与奥克兰三市。整个旧金山湾区2015年GDP总量达到7223亿美元，人均GDP超过9.6万美元。旧金山湾区拥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何塞州立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及旧金山大学等全球著名高校，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

旧金山湾区最著名的当属全球创新中心硅谷，硅谷位于旧金山湾区南部，拥有优美的自然气候条件。包括苹果、谷歌、Facebook、甲骨文、英特尔、特斯拉、AMD等巨头在内的众多科技企业云集造就了全球创新中心硅谷。以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代表的著名高校则提供了科研人才支持。

4.3东京湾区——工业制造铸就全球GDP最大湾区之一

东京湾区位于日本东南海岸，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这里的“县”类似于我国的“省”)，分布着琦玉市、千叶市、川崎市、横滨市、相模市、八王子市等六个政令指定都市(类似于我国的经济特区)。陆地面积为1.34万平方公里，建成面积为0.5万平方公里。东京湾区开口狭窄，水域面积广阔，具备天然良港条件。湾内拥有相互连接的横滨港、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横须贺港六个港口，形成了马蹄形的世界级港口群，年吞吐量超过5亿吨。东京湾区河流众多且陆地平坦，拥有天然良好的辐射条件。交通方面，东京湾区的公路是明显的网状分布，其中西海岸较东海岸更密集，是由高速公路、一般国道、都道府县道构成的系统;铁路分为JR新干线和JR干线组成的国有高铁城际网及私营的普通铁路网。湾区内除了拥有世界级港口群外，还有东京成田、羽田两大国际机场。

按2016年数据，东京湾区拥有3629.4万人，主要集中于海岸线形成的圈状地带，若以东京都为中心可将东京湾区分为核心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人口密度依次递减。其中核心区人口密度达1.4万人/平方公里。整个东京湾区2014年GDP总量就达到1.5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4.2万美元。东京湾区拥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高水平大学，为东京湾区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东京湾区最著名的是其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东京出于产业升级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重化工业转移至横滨、千叶等周边区域，形成了京滨、京叶两大产业聚集带。东京湾区集中了日本的汽车、钢铁、石油化工、精密制造、电子、印刷等众多产业，贡献了全国40%的工业产值与26%的GDP。全球著名的日产汽车、丰田汽车、新日本制铁、索尼、佳能、日本电气、软银、资生堂等跨国企业总部均坐落于此，同时东京湾还汇聚了微软、华为等世界著名企业的研发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东京湾区近年来经济增长疲软，可能与其以工业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有关。另外，东京湾区发展过程中污染排放带来的众多问题也值得警惕。

4.4粤港澳大湾区规模领先三大湾区，人均GDP较低需促“金融+创新”

从占地面积、建成面积、总人口、港口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机场客/货运量等规模指标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并不逊色于三大湾区的平均水平，甚至在某些指标上还处于领先地位。经济规模上，粤港澳大湾区已超过旧金山湾区，紧追纽约湾区与东京湾区。但是在人均GDP上，粤港澳大湾区还远远落后于三大湾区。另外，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GDP增速与纽约湾区相当，仍低于旧金山湾区。可以发现，三大湾区在人均GDP上有所分化，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旧金山湾区人均GDP遥遥领先，以金融服务与生物医药为特色的纽约湾区位列第二，主攻工业制造的东京湾区排在第三，三者差距有走扩的趋势。可见创新与金融在增长潜力上远大于工业制造。

粤港澳湾区与三大湾区相比缺乏明显特征，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与高端人才来源，且已形成科创企业集聚，加上拥有港交所与深交所两大交易所，金融与科技创新的融合或将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不仅会给粤港澳大湾区提供持续的增长潜力，还有助于维护优美的自然环境。科技创新需要高端人才与设备，但同样也离不开风险投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与创新融合发展将成为其区分于全球其他湾区的重要特征。

五、 投资方向：加强三地融合发展，产业投资聚焦新经济

5.1粤港澳资源具有强互补性，加快融合助推大湾区发展

不管在法律地位与经济体制上，还是在资源禀赋上，粤港澳都有着很强的互补性。香港、澳门拥有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其市场经济体制与相关制度运行体系相对更加成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还拥有规模可观的著名大学与金融管理人才;而珠三角则拥有广大的腹地、创新产业集群与较大的增长潜力。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条件优越，世界级港口群与国际机场的规模与吞吐量均超过全球三大湾区。在以珠港澳大桥为代表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成后，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加强融合也有利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国际一线湾区。

目前粤港澳融合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三者的法律、税收、财政等体系有较大差别，另外三者在此前的规划与发展中并未进行科学统筹，发展缺乏协同性，也就没有充分促进香港的金融优势与广深的创新能力相融合。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统一规划下，三者的融合有着绝佳的机遇，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可能再次降临珠三角，助力珠三角在各项制度体系上对标港澳，加速瓦解那些横亘在三者之间影响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制度差异;同时，统一的规划将充分考虑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广深作为全国创新产业集群中心的特征，通过加强人才、资金与技术专利的流动来充分释放金融与创新融合对经济的推动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港口群将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广东省较为健康的财政状况也将显著减轻结构性去杠杆背景下粤港澳融合面临的资金压力。另外，粤港澳的合作还将起到助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作用，也将引领新一轮改革开放进而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成长为与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并列的国际一线湾区。

5.2广州中山佛山有房地产投资机会，产业投资需挖掘新经济领域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创新融合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也将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特征。考虑到香港与深圳均有证券交易所，金融优势显著;港澳拥有特殊法律地位与成熟市场体系;同时深圳与广州拥有创新产业集群的先发优势，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将成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佛山、珠海、东莞、中山将成为规模较小的区域核心城市，惠州、肇庆、江门将成为有特色产业的大中城市。

从房价上看，香港、澳门、深圳、广州房价呈明显的递减梯度;珠海、东莞、佛山、中山房价也是依次递减;江门与肇庆房价则相当，均低于惠州房价。从未来城市发展空间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中山、佛山、江门与肇庆或将有不错的房地产投资机会。

从产业发展方向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将主要依靠创新与金融的融合，在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启动与国内结构性去杠杆的大背景下，近期制造业企业陆续曝光违约的案例正在增加，部分重资产高负债公司可能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综合判断，人工智能、大数据、集成电路、云计算、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经济领域或将诞生未来的科技巨头，珠三角上述产业的发展也将显著受益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具体公司详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