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周期、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叠加 美国到底怎么了?

本文来自“智本社”，作者为清和社长，本文观点不代表智通财经观点。

导读

特朗普的名字几乎已经让大众视觉疲劳，但他和美国带来的市场波动可能还将持续。那么这场“零和游戏”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美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技术周期、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叠加，特朗普是否会将世界推向近代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

从三大周期出发，探寻当前世界究竟处于历史长河中的哪一个阶段。

正文

美国，这位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如今成为我们正面交锋的对手。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大逆转，特朗普及对华强硬派团队需要对此负责。

过去，两国减少了一些对话窗口，且不在一个频道上对话。两国贸易规模虽大但纵深不足，相互跨国投资、人员交流、文化碰撞、深度协作力度不够。

今年两国学者交流增多，一些人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对这位对手有更深层次的认知。

首先，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一定是出了问题。

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被认为是“黄金搭档”，但为何民主政治没能带来真正的自由与福利?为什么经济增长如此低迷?为什么最近40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为什么西方社会问题及矛盾如此之多?新自由主义哪里出了问题?

特朗普几乎“与世界为敌”。

与墨西哥、印度、日本、韩国、欧洲等都搞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到底想干什么?美国精英为什么反特朗普?他们是站在中国这边吗?

特朗普将世界推向近代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还是重构一个新秩序?

最后，技术周期、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叠加，将世界推向“囚徒困境”陷阱。

若将今天的世界放到历史周期中，处于什么阶段?是否处于技术周期的底部?全球货币即将走向宽松，世界经济是否进入了理性预期的计划时代?与建制派相比，美国右翼势力是否具备建设力量?

1、技术周期

技术周期底部 | 技术外溢红利

当今世界是否滑入“马尔萨斯陷阱”?

技术是海浪，社会经济“随波逐流”。人类历史上，技术浪潮迭起，三次技术大潮掀起不同的巨浪，社会经济随之变革。

以技术变革之宏大叙事，观察今日之世界局势及中美关系，亦是另一种通透。

经济学家熊彼特采用“动态均衡”和创新理论，描述经济循环周期——复苏、繁荣、衰退、不景气。

人类经济是在技术浪潮之上递增(边际曲线右移)，在技术浪潮之下递减(边际曲线向右下倾斜)。

但是，这一种演进过程并非平滑的、线性的，而是“创造性破坏”的。

每一次技术革命爆发时，“破坏式”地推动边际递减曲线右移，将经济增长率拉到一个更高水平，经济繁荣。高收益率吸引资本大量进入，技术稳定之后，投资收益率逐渐递减，经济进入衰退期，进而不景气。

如此，反复循环、周而复始。

从近代开始，人类一共爆发了三次典型意义的“工业革命”，分别是1760年爆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860年爆发于西方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70年爆发于美国的新材料、生物技术及信息技术革命。

每一次工业革命间隔的时间大约是100年，重大技术红利维持时间为55年，经济维持在中高增长，然后持续递减，面临45年左右的低增长状态，直到下一次重大创新的到来。

熊彼特认为，每一次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每一次经济陷入衰退，又意味着新的技术创新正在酝酿，经济的复苏及繁荣即将到来。下一次技术浪潮，又会将边际曲线右移，推动人类经济迈向新的高度。

图：三次技术革命与马尔萨斯陷阱，智本社

人类社会的演进实际上是技术倒逼的过程。当底层技术红利消失进入低增长区时，人类面临几十年的阵痛期，甚至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176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红利在19世纪初逐渐消退，到1830年代彻底进入低增长区。经济告别持续高增长，逐渐进入零和博弈的存量斗争，社会矛盾彻底被激发。

从1830年代到1860年代，这是人类历史上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最为疯狂之际。

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起义(1831、1834)、英国宪章运动(1836-1848)、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44)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爆发。

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欧洲大陆革命风暴达到高潮。

近代社会第一次滑入“马尔萨斯陷阱”。

所幸的是，186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经济再度持续繁荣，技术红利和社会福利消化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工人运动逐渐从暴利斗争、政治斗争转向经济斗争、合法斗争，以争取经济利益为主。例如，1886年的芝加哥大罢工争取8小时工作制以及合法权益。

但是，到了20世纪初，技术红利消失，经济衰退，再度滑入更加严峻的“马尔萨斯陷阱”。

工人运动由经济斗争转向无产阶级革命。1903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立。14年之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

除了国内矛盾外，国与国之间也陷入了残酷的“零和博弈”战争。

1914-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奥匈帝国、奥西曼帝国、保加利亚与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美国因瓜分世界、争夺霸权而厮杀。6500万人卷入这场战争，对世界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性。

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并引发大萧条。美国小罗斯福上台，拿出“破天荒”的新政方案救市。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贬值，构筑关税高墙，欧洲国家跟进，世界陷入长期的贸易保护格局。

1930年代末，西方世界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对德意志的制裁，引发了德意志及部分国家的反弹。德国纳粹主义上台，伙同意大利、日本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英国、苏联等世界主要国家、20亿以上的人口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军民伤亡人数近亿，5万多亿美元的财富付诸东流。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恐怖的“马尔萨斯陷阱”。

底层技术革命周期大概为100年一次，技术红利消失，经济增长不足，人类陷入存量绞杀，保护主义、社会矛盾、经济危机、国家冲突甚至战争乎不可避免。

如今，人类进入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增长衰退周期，西方世界进入低增长区。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日本在1990年泡沫危机后进入了低增长区，欧洲在1990年代逐渐步入低增长区，韩国在2000年后经济减速，如今进入低增长。

美国占据了信息技术革命的领导权，经济增长维持到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持续了十年左右的低增长。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但受全球不景气及高负债率的拖累，美国未来几年增长预期不容乐观。

世界是否会再次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红利衰退，经济低增长的阵痛已经显现。欧洲民粹主义泛滥，极右翼势力崛起，意大利政党斗争激烈，法国黄背心运动声势浩大，德国默多克失势，英国脱欧变“拖欧”。

美国特朗普上台后，秉承“美国优先”原则，在全球到处退群，打破原有的国际秩序，同时向印度、墨西哥、日本、韩国以及欧洲都发起贸易摩擦。

图：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技术冲突模型，智本社

二战后，核武器、国际组织以及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战争的成本。交易费用更低的国际贸易，对战争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近代社会以来的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其表现形式主要是贸易摩擦、科技战、金融战、经济封锁、军备竞赛、冷战或小规模战争。

其中，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冲突尤为明显。这在政治学上被定义为“修昔底德陷阱”。

先发国家一般是技术创新者，获取最大的技术红利，处在利润金字塔的顶端。高利润吸引大量的资金涌入，当技术稳定时，投资收益率逐渐递减，经济增速下滑，直至低增长区，倒逼下一次技术变革。

后发国家享受先发国家的技术外溢红利，利润率相对低但成本低、增长快、周期短。这是新兴国家崛起的重要原因。

技术外溢红利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一是技术模仿、剽窃。

先发国家一般对自己的核心技术保护严格。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将机械发明界定为国家机密并严厉打击外泄行为，通过了禁止纺织机械出口的法律。

作为后发国家，美国在工业早期也享受了英国及欧洲大陆的技术外溢红利。

英国人塞缪尔·斯莱特窃取了阿克莱特的纺纱机技术，在美国建立了第一座棉纺织厂，被称为“美国制造工业之父”。建国后，汉密尔顿甚至指派间谍去英国阿克莱特的工厂窃取技术。

实际上，直到20世纪初，很多人都怀疑，美国的民主体制，不具备欧洲贵族传统的创新能力。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制度能否激发创新感到困惑：“民主社会究竟能不能像贵族社会那样毫不费力地产生对于深刻知识既难能可贵又丰厚无比的热情?”

二是全球化产业转移。

当技术红利逐渐消失，落后的产业会转移到后发国家，先发国家“腾笼换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例如，19世纪中期，英国将棉纺织产能转移到美洲;20世纪初，英国、美国将铁路产能转移到欧洲大陆、俄罗斯。

二战后，美国将纺织、钢铁产能转移到日本，而后转移到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八九十年后，产业转移梯度延伸到中国内地。

产业转移带来投资与技术。日本、韩国的芯片、汽车，承接了美国产业转移的技术红利。中国的空调、电视、手机、汽车、个人计算机等亦如此。

核心技术，如发动机、通用芯片、操作系统、精密机床、光刻机依然掌握在先发国家。

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市场行为。

三是技术及知识的外部性。

除了专利及知识产权外，大量知识、通用性技术、基础科学都具有公共性、外部性。后发国家，可以短时间内学习、改进制造技术、流水线、设计工艺、股票制度、公司制度、银行制度等。

全球化人才的交流及信息化的传播，大大缩短了技术及知识获取的成本。

复制、模仿、微创新的速度，要远远快于技术革命，尤其是底层技术变革。因此，享受技术外溢红利的后发国家增速要高于先发国家。

当先发国家技术红利消失，经济进入低增区，处于技术爬坡、积累的阶段时，后发国家快步逼近，二者就爆发冲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增速都要高于英国。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英国。

到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消失，经济逐渐衰退。先发国英国与后发国美国爆发贸易冲突。

1905年，英国政府大臣张伯伦对美国发动了贸易战，谴责美国的高关税保护，以及低廉产品对英国的冲击。英国政府构建英联邦贸易圈围剿美国。这对长期奉行自由贸易的英国来说实属罕见。

不过，美国在二次工业革命中实际上居于主导地位，而非承接英国的外溢技术。

二战后，德国、日本的增速要快于美国。日本纺织、钢铁享受了外溢性技术红利，对美国构成了挑战。美国遂即在这两个领域对日本发起贸易战。

同样的逻辑，此后的日本化工、汽车、半导体、电子也遭遇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打击。

如今，第三次技术革命红利消失，西方世界进入低增长。欧洲国家半个世纪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除了信息领域，建筑、交通、能源、机械制造基本上在吃工业时代的老本。

作为先发国家的领头羊，美国处于技术爬坡期。如今，人工智能、新能源、基因技术、新材料等处于“叫好不叫座”的阶段，技术成熟度不够，没能大规模商用。

中国、印度获得了欧美国家几百年的工业技术及知识积累，同时叠加信息技术红利，经济增速远远大于美国及西方国家。

前有高山，后有追兵，差距越来越小。计算机、电视、汽车制造的大部分技术已外溢到了后发国家，逐渐逼近先发国家的技术高地。先发国家着急地对后发国家发动贸易战，试图修正贸易规则削弱后发国家的价格优势。

当双方经济快速增长时，互利共赢掩盖了分歧及矛盾。当技术红利消失，先发国家开始“计较”，盘算每一分得失，在规则上、技术上给后发国家找麻烦。

根本上说，只有下一次技术革命，才能将中美及世界带出“马尔萨斯陷阱”——冲突区。技术革命将先发国家的边际收益率大幅度提高，距离短时间内拉开，矛盾自然缓解，问题被增长遮蔽。

按照第一次、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时间间隔，下次技术革命是否还得等待几十年?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定义一直存有争议。有一种观点是，第三次技术革命应该始于二战后，军用技术包括航空航天、核电、计算机、生物技术的民用化、市场化。这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1.0。

个人计算机、通用软件及互联网属于2.0。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及物联网应该属于3.0。当然，不排除氢能源、基因技术等底层技术革命。

在下一次技术突破之前，世界将进入“至暗时刻”，经历近代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贸易摩擦、科技战、金融战或不可避免。

2、货币周期

实体低增长 | 金融大牛市

世界是否进入理性预期的计划经济?

技术周期属于长周期，每次技术周期之下，又有很多次投资周期，典型的是10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后，投资屡屡触发铁路、电力、钢铁泡沫危机。19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呈现明显的朱格拉周期(10年左右)。

1857年，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

1866年，大量信贷资金从工业部门抽离进入金融投机市场，引发金融危机。

1873年，铁路投机过热引发金融危机，重创西方世界的工业制造。

1882年，再次因美国铁路投资泡沫而引发经济危机。

1890年，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的铁路投资过热再次发生世界性危机，重创欧美主要国家的工业部门和金融体系。

1900年，因俄国铁路投资狂热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

1907年，这是一次著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大量资金投注在高风险的铁路股市和债券上，引发金融危机。

接下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0年代，经济出现短期的高增长，在股市泡沫中迎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及大萧条。

图：技术与资本低增长叠加，智本社

当技术红利逐渐消失时，投资收益率持续递减，大量资本脱实向虚，投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引发金融泡沫危机。

技术红利越消退，越多富余资本追逐投机性市场，金融危机愈加频发，且越演越烈。

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逐渐消退，铁路等投资收益率下降，大量的资金从实业中大肆炒作铁路股票及债券。金融危机越演越烈，泡沫一次比一次大，1907年金融危机可谓空前。

1920年代，一战技术民用化，美国出现“柯立芝繁荣”，但技术红利快速消退，经济增长率逐渐走低，收入增速下降，股票价格却越来越高。

最终，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虚高的股价引发大危机，进而导致大萧条。

所以，当技术-增长率衰退时，资金容易脱实向虚，追逐投机性市场，获取短期利益，频频诱发金融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持续堆积的高泡沫(如1929年、1990年、2008年)一旦崩盘，经济将彻底跌入低增长区。

二战后，尤其是1970年代信用货币时代开始，资本周期演变为货币周期。

资本周期属于市场行为导向，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刺激金融短期过度繁荣。

货币周期属于货币政策导向，受国家货币紧松政策的干预，制造低增长下的大泡沫。

当技术红利或外溢性技术红利消失，经济增速下降，不少国家会启动逆周期调节，扩张财政及货币，大肆举债，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

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南非、巴西等新兴国家，都曾经大量举债维持高增长。但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爆发后，经济陷入低增长。

198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放缓，日本央行下调利率，帮助制造业抵御汇率风险，支持企业海外扩张，但在1990年引发了严重的泡沫危机。

日本泡沫危机后20多年，日本央行长期维持低利率，甚至零利率，但是投资未见起色，掉入“流动性陷阱”。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也是同理。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政府债台高筑，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大，美联储下调利率，金融、信贷及房地产异常繁荣。此后，美联储加息刺破了泡沫，次贷危机爆发，诱发了金融危机，进而触发欧债危机。

从1980年代开始到2007年，伴随着美国经济增速逐渐下降，房地产、债务及金融市场越来越繁荣。这就是低增长下的金融大牛市。

最典型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要国家扩张货币救市，纷纷下调利率，但银行逆向选择，大量货币未能进入实体经济，流入了房地产、股票及债券市场。

所以，从2009年到2017年，美国经济持续低增长，但股票及房地产快速复苏，并再现大牛市，道琼斯指数屡创新高，美国政府债务急剧膨胀。英国经济持续低迷，但房地产价格一路高歌。

一边是实体经济下行，一边是金融价格持续上涨;一边是普通劳动者收入难增长，一边是金融、房地产、跨国公司及富人财富快速增加。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如今，世界似乎进入了理性预期的“货币泡沫时代”。

经济一旦进入衰退，央行则推行宽松政策，货币刺激经济增长。经济一旦过热，又紧缩货币，避免经济泡沫崩盘。

世界进入了货币政策主导的“计划经济时代”吗?

微观上，如果技术没有进步，这种货币政策调节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但经济最终会失去活力，或泡沫崩溃崩盘，彻底进入低增长、持续萧条。

资本收益率持续递减，利率振幅持续缩窄，货币政策空间越来越小，利率市场最终陷入“流动性陷阱”。“流动性陷阱”意味着，货币价格(利率)趋于零，但依然没有人愿意投资，或银行逆向选择不愿意放贷。

2015年底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结束了2008年以来的宽松时代。今年下半年开始，美联储大概率结束加息周期，世界逐渐转向宽松货币政策。但是，这一次美联储的操作空间非常有限。

美联储加了3年多的息，只加了不到250个基点，缩表没能缩到十分之一。2000年前后这次缩表，联邦基准利率高达6.5%;2016年前后缩表下降到5.4%左右;这一次缩表，联邦基准利率涨到2.5%就上不去了。为什么?

图：美国联邦基准利率操作空间收窄，智本社

利率的上限是负债率。反复使用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负债率不断增大，利率上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也不断收窄。

但杠杆率逼近极限(信用额度封顶)，即达到利率上限。若继续上调利率，有可能刺破债务泡沫，引发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

如今的美联储停止上调利率，此后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很小。若货币政策走向宽松，利率市场或进入“流动性陷阱”，经济增长低迷，或进一步推高资产泡沫、债务规模。

如此，货币政策则左右为难，骑虎难下。

所以，表面上看，世界经济进入了美联储主导的计划经济，实际上，驶入了一个理性预期的大泡沫漩涡。这条路越走越窄，经济越来越低迷，泡沫越来越大。

只有等到下一次技术变革，推动边际递减曲线右移，拉高边际增长率，消耗货币堆积的泡沫。但往往是，技术还没变革，泡沫已经崩溃。更难解的是，泡沫型、债务型经济容易阻碍技术创新。

3、政治周期

福利民粹主义 | 全球化新秩序

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能否维持高福利?

能否避免这条“饮鸩止渴”之路?

通常认为，新兴国家的银行系统缺乏独立性，导致货币扩张无序，信贷规模失控，负债率居高不下，触发金融危机。

但是，如今民主政治下的西方国家同样债台高筑，美国、日本是头号债务国，欧元区爆发债务危机。为什么民主政治没能抑制债务经济?为什么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这两位“黄金搭档”没能持续创造经济福利，反而还拉大了贫富差距?

这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周期有关。

芬兰经济学家卡莱斯基、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曼和诺德豪斯发现，美国经济存在明显的政治性周期。

美国两党相互竞争，各自代表了不同选民的利益，其执政理念、金融、货币、贸易及公共福利政策自然不同。

民主党在经济上强调政府干预，向富人征税，主张提供教育、医疗、就业保障等公共福利，偏好文化及科技产业，被称为“自由主义”。

共和党在经济上提倡小政府、自由主义，主张放松管制及减税，偏好工业及能源产业，被称为“保守主义”。

从1857年开始，美国政治周期(联邦政府和国会)经历了1857-1932年共和党主导、1933-1952年民主党主导、1953-1968年转折期、1969-1992年共和党主导、1993-2016年民主党主导的转变【5】。

两党交替执政，导致美国经济呈现明显的“党派痕迹”，呈现政治性周期。

通常，共和党代表美国社会精英的利益，推行减税及放松管制，支持科技企业、金融企业及大型企业发展。由于收税相对较少，赤字规模较大幅度上升，一般需要发行国债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

里根、小布什和特朗普都是共和党，都推行了大规模减税，放松了对市场的管制。他们都创造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并严重依赖于大规模的国债和美联储的流动性。

共和党执政时期，经济行情普遍较好，金融过度繁荣，容易诱发经济危机，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经济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快速增长，但是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政府债务规模不断膨胀。

所以，从政治诉求可以看出，共和党习惯于推高债务规模，助长金融繁荣。他们的政策实际上纵容泡沫危机，一旦危机爆发，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集中涌现。

通常经济危机爆发时，或经济衰退时，民粹主义兴起，代表底层民众利益的民主党则更有机会执政。

民主党执政时多向富人增税，提供较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赤字规模一般先低后高，不一定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以及奥巴马都是民主党人，他们都推行了政府干预措施，大幅度提高了社会福利，颁布了社会保障相关法令。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被寄予厚望的奥巴马上台，他向选民承诺医改福利及金融监管，但基本半途而废，还大幅度扩张了政府财务和货币供应量。高货币和高债务加重社会矛盾，美国经济危机之后陷入十年左右的低迷。

所以，共和党擅长增长，但难以兼顾公平，容易诱发泡沫危机。民主党侧重公平，但难以兼顾增长，最终因经济低迷被选民抛弃。

奥巴马政府的平庸让共和党人有机可乘，特朗普巧解民意上台，夺走了民主党长期以来的选民基础，导致建制派失势。

美国及西方世界普遍推行相对高的福利政策，受棘轮效应影响，选民很难接受福利下降。如今，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会承诺高福利以博取选民支持，以迎合民粹主义的政治诉求。

当技术红利消退，经济增速下行，高福利的政治承诺必然导致政府债务膨胀，甚至还需扩张货币以支持政府财政融资。

如此，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都会开启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的畸形模式。若技术没能突破，民主福利始终无法改善。这就是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的短期失调。

特朗普向企业承诺大规模减税，向蓝领工人承诺工作岗位，同时大搞基建，提供更多公共用品，以满足各界政治诉求。

这些诉求都指向一点：钱。

大规模减税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入，大搞基建必然扩大政府开支。所以，特朗普上台两年就要求提高债务上限，对美联储紧缩货币极为不满。

当国内的高福利无法维持时，或为了满足选民诉求，国内矛盾可能转向国外，以零和博弈的方式大搞贸易摩擦。

一般共和党上台后会推行相对宽松的自由贸易;民主党则偏向于贸易保护主义。

事实上，为了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大选中都会大打贸易牌，尤其是在经济陷入危机、萧条、衰退及低迷期时。

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打着新政的旗号登台，之后大搞贸易保护主义，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并单方面降低美元汇率。

共和党尼克松政府通过了包含301条款的《1974年贸易法》，其主要目的在于满足连任竞选承诺。当时，他在连任竞选时打出了贸易保护牌，满足了选民的心理倾向。这一法令承诺，为尼克松获得了不少连任选票。

如今，共和党人特朗普也是祭出贸易这张牌。

特朗普到处退群，四处树敌，火力全开，同时又试图构建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三零”新贸易秩序，倒逼世界贸易组织修改规则。

美国部分学者认为，特朗普试图修正里根大循环，建立了所谓的“特朗普大循环”。

“特朗普大循环”是一个零和游戏，还是一个交易成本更低的全球化新秩序?是否像里根大循环一样，利于美国金融界、科技界及跨国公司的同时，还有利于经济全球化以及新兴国家?特朗普将世界推向“马尔萨斯陷阱”的重灾区，还是重构一个更好的秩序世界?

特朗普、里根代表着美国选民利益，都是基于美国优先原则，但两者构建的大循环对国际影响或许不同。

里根时期，正处于信息技术革命红利时代，美国正在向全球转移落后产能及技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亚洲四小虎以及中国内地，都享受了这轮全球化技术外溢红利。在里根大循环中，美国金融、科技与中国制造业互利共赢。

如今，西方世界进入低增长区，信息技术红利消失当今，世界正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中美两国差距缩窄并进入冲突区域。

特朗普政府会更加立足于美国优先原则，先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满足国内政治诉求。若“三零”贸易秩序能够建立，说明它在某些国家范围内是交易成本更低的规则。

二战后，全球化快速发展，如今马尔萨斯式斗争的成本大大超过了国际贸易。所以，近代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更可能是博弈手段，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科技战、金融战终归是为了重构一个更低成本的国际秩序。

当今世界，技术周期、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叠加;技术无法突破时，政府试图以货币刺激来维持经济增长和高福利;当货币刺激失效时，选民试图以民主政治来扭转局势。

经济手段与政治手段都只能短期维持局面，最终还得等待技术打开局面。技术创新依赖于低通胀、中性货币、高教育福利、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及政策，而经济与政治手段往往走了相反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