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马克思的最新备忘：我对不确定性的基本原理越来越清晰了

本文来自橡树资本，作者霍华德·马克思

橡树资本(Oaktree Capital)联合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思(Howard Marks)在近日更新的备忘录中探讨了一个与投资密切相关的问题——不确定性，他认为，“现在的不确定性比我们一生中的其他时候要大得多”，霍华德概括了投资者应以何种态度去应对不确定性。

以下为《线索Clues》对原文的中译版(摘录)：

从3月3日开始，我每周都会写一份备忘，不过在刚刚过去的三周里没有写——首先呢，做什么事都有个头。其次，我努力恪守一个原则，那就是如果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那我就不写。但愿你会觉得这篇备忘值得一读吧。

我们对未来的无法预知是我这些年来反复提到的一个主题，但是现在我决定要专门为这个主题写一份备忘录。在家待了差不多两个月，意味着我像其他人一样手头上有许多空闲的时间。这挺好的，因为和写一些关于时事以及处理这些时事的方式相比，把哲思记录在纸上要难得多。

尽管我在自白了，可我首先要为文中的引用和它们的篇幅而道歉——但是，我有太多的智慧想要分享了。

我们都不知道的

众所周知，当前我们正在四个方面中经历前所未有(或者说至少是非常例外的)的历程：公共卫生事件大流行，经济萎缩、油价暴跌以及美联储/政府的应对措施。因此，若干考虑因素使未来在这些日子里变得特别不可预测：

经济学领域一团浆糊而又毫不精确，它被称为“阴郁的科学”是有道理的。不像物理啊这些“真正的”科学，在经济学中没有任何规则可以让人们的到始终如一的结果，比如说“如果A，那么B”这样子。只有一些趋于重复的模式——尽管它们可能是历史性的、有逻辑的并且经常能观察到的，但是它们仍旧只是一些趋势。

在在最近的一些备忘录中，我提到了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流行病学教授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在我的层次理论中，有(a)事实，(b)过去经验的逻辑推论和(c)猜测。由于经济学的不精确性，关于经济的未来肯定没有事实。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从过去的模式中做出推断，但这些最多是不可靠的，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判断都属于“猜想”。

最近，我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复苏将是V字型，还是U字型、W型或L型?”以及“在你经历过的危机中，这一次最像哪一次?”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有历史眼光。

不过，鉴于上面列举的这些例外的进程，和现状有关的历史情形寥寥无几。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过去的模式可供依照或是用来推断未来。正如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以前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你就不能说你知道结果会是怎样的。

尽管现在这些情况的独特进程预测起来不是一般地难，但前文所有的这四种历程的出现可能立马就让预测变得不可能了。除了分别理解这四种异象的困难外，我们也不清楚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就比如说：

美联储/财政部大规模、多向度的贷款、授予、刺激以及债券购买是否足以抵消抗击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空前损害?

重启计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恢复经济活动，并在多大程度上造成公共卫生事件的继续传播乃至封锁的恢复呢?

对于投资者而言，未来是由成千上万的因素决定的，例如经济体的内部运作，经济参与者的心理，外生的事件、政府的行为，天气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随机性。因此，这个问题是有超多变量的。想想看目前的形势以及组成它的四个主要部分(公共卫生事件、经济、石油以及美联储)，然后只考虑一个问题：疾病。现在思考一下所有围绕疾病展开的问题：

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在内，有多少人感染了?

和感染者接触有多大可能造成新的感染病例?

保持距离以及口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阻止公共卫生事件传播?

这些患者的将会变得严重、轻微还是无症状?为什么?

医护人员的防护设备、医院床位和呼吸机是否充足?

会开发出一套治疗方案吗?这种方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加快康复以及防止病人死亡?

致死率与年龄、性别以及既存情况有关吗?这种疾病对年轻人的影响会恶化吗?

已经被感染并且康复的人会有免疫吗?这种免疫是永久性的吗?

免疫系统能够抵御这种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形式吗?

有可能通过注射抗体来预防感染吗?

需要多少人获得群体免疫才能有效阻止进一步传播?

保持社交距离会不会阻碍群体免疫的达成?瑞典“躺倒抗疫”的方法是更好的吗?

会有疫苗被发明出来吗?什么时候发明出来?需要多久来生产并配送这些所需的针剂?美国要想得到疫苗能排在第几位呢?

会有多少人拒绝注射疫苗呢?这会造成什么影响?

疫苗每年都需要更新吗?

公共卫生事件会屈服于天气的温暖与潮湿吗?

公共卫生事件会永远伴随着我们吗?以及它会不会像是“只不过是另一种季节性疾病”那样变得可控呢?

我会怎么做呢?我的观点是很少有人能够把这些因素全都考虑进去来计算出我们的风险加总。而且这还只是公共卫生事件这一个方面。现在再依次考虑有关其他三个因素的许多问题。谁能回答这么多问题呢——不仅给出确当的答案，考虑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还根据重要性对各种各样的因素加权，并且根据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处理这些因素、得到一个有用的结论呢?

这里的挑战在于试图在评估未来时超越平均水平。为什么这么难呢?

首先，预测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对预测他人难度的争论和对市场有效性(因而引申到主动管理的限制)的争论是类似的。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尝试着预测，而且他们也都不是假把式。其中有许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很机智，还善于计算，也很努力，有很高的积极性，能够访问海量的数据并获取算力。所以呢很明显，要想比平均水平表现更好并不容易。

此外，如上所述，因为经济学的作用是不精确、不科学不具有一致性的，所以就不可能有能够进行一致预测的方法工具或者处理手段。为了说明随机性，我说，如果我从商学院毕业的时候，有人给我一大笔预算、一群博士和丰厚的奖金来让我预测每周日橄榄球赛前的掷硬币结果，我还是会彻底失败。没有人能够成功预测那些严重受到随机性和其他非一致性影响的事情。

现在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吧：在当前这样的压力下，得出结论是尤其困难的：

【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表明在解释自己的想法时，我们不过是有着不同思维复杂程度的“推理机器”。换句话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思考，或者是在填补一些不完整的表述时，会使用大量基于一定模式的猜测。

在压力大的时候尤其如此，因为许多控制我们反应的精神活动，都和迫切地寻求决定我们行动的模式有关。这就是我们在经济或者金融危机的时候做出的条件反射，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许多图景中坚持把V字型、U字型和L字型作为我们全部认知的原因。

但是，在非常混乱的环境中，我们发现这种方法有严重的局限性。

看看当前的环境，供应、需求、健康和流动性的紧张都受到了干扰，比如说，我们都可以凑齐西班牙流感、福岛地震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组成的整体了。但是鉴于每个事件的具体背景，我们可能会陷入从这些事件中得到教训的无穷无尽的组合中。

因此，在对许多经济预测进行并排比较的情况下，即使相似的假设，在这场危机如何演变的问题上，也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这可能就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约西·谢菲(Yossi Sheffi)提出的“安娜·卡列尼娜原则”(Anna Karenina principle)的一个案例。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就是，“幸福的经济体都相似，不幸的经济体各有各的不幸”。

我们不能假设说，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对公共卫生或者金融干预的响应会是相似的。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去观察过去事件的平均响应情况——然而现实并非是那样的。(英国《金融时报》4月22日报道，瑞士联合银行证据实验室和分析部门主管胡安-路易斯·佩雷斯(Juan-Luis Perez)，着重部分是我自己加的)

所以，预测很困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我们对产生未来的过程的有限理解，这些过程本身不精确的特性，缺乏历史先鉴，人们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以及随机性的作用，而这些困难让如今不同寻常的境况雪上加霜。

高级经济顾问尼尔·埃尔温(Neil Irwin)4月16日在《纽约时报》上总结得很好：

世界经济是一张无穷无尽、错综复杂的关联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系列自己能看到的直接经济交互关系：我们购物的商店，支付我们薪水的雇主，向我们放贷的银行等等。可是一旦把两到三层的关系拿出来看，就真的不太可能确切知道这些联系是如何运作的了。

这反过来也表明，在伴随着罕见公共卫生事件传播的经济灾难中，是什么让人们不安了。

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将了解当经济社会网络被撕裂时，当数百万个联系同时被摧毁时将会发生什么。这场灾难开启了全球经济完全不同于近几十年来盛行情况的可能性。

我对埃尔温所言再同意不过了，或者，用来自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一句我始终最喜欢的一句话来说就是：

我们有两类预测者：一类是不知道的，另一类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

当我成为最受欢迎名言的主角时，我会利用这个机会分享一些我多年来积累的，关于这个话题的其他名言(我认为第一句可能是最伟大的)：

再老练也不能削弱这样一个事实：你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过去的，你所有的决定都是关于未来的。(No amount of sophistication is going to allay the fact that all of your knowledge is about the past and all your decisions are about the future.)

——伊安 E. 威尔逊(通用电气前主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Those who have knowledge don’t predict; those who predict don’t have knowledge.)

——老子

人们只有在未来符合自己意愿的时候才能预见未来，而最明显的事实在不受欢迎的时候可以被忽略。(People can foresee the future only when it coincides with their own wishes， and the most grossly obvious facts can be ignored when they are unwelcome.)

——乔治·奥威尔

预测产生了未来可知的海市蜃楼。(Forecasts create the mirage that the future is knowable.)

——Peter Bernstein

彼得·伯恩斯坦

我从未考虑过未来，它会自然而至。(I never think of the future - it comes soon enough.)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未来到来时你自会知道，在这之前就忘了它吧。(The future you shall know when it has come; before then forget it.)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通常能透过预测了解到的，更多是该预测者，而非未来。(Forecasts usually tell us more of the forecaster than of the future.)

——沃伦·巴菲特

我想你明白了，我似乎和许多人一样相信未来是不可知的。

做完这些论断之后，我要承认这说得实在是过于简略了，还不完全正确。事实上对于宏观的未来我们还是知道一些事情的。比如说每年美国GDP平均增长2%，冬季取暖用油消耗增加，以及大量的购物正在转向线上。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所以这些事情可能对追求高于平均的超额回报不是那么有用。正如我之前所述，大多数人预期会发生的事情——共识的预测——显然会在任何时间点被纳入资产价格中。由于未来通常与过去非常相似，大多数预测——尤其是宏观预测——都是对近期趋势和当前价格水平的推断，它们被嵌入了价格之中。由于现有数据范围之外的推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适用的，所以大多数人的预测都是大致正确的。但由于它们已经反映在了证券价格中，大多数推断都不是高于平均水平的超额回报来源。

那些能带来巨大利润的预测，是那些能先见之明地预见到与过去的巨大差异的预测。但首先，这种预测很难做出，其次，这些预测很少是正确的。因此，大多数偏离趋势的预测也不是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来源。

所以让我复述一遍：(a)只有对非常不同的未来做出的正确预测才有价值;(b)但这样的预测是很难做出的，(c)而且这种非传统的预测很少是正确的，(d)因此，很难成为一个高于平均水平的预测者，(e)而只有高于平均水平的预测才会带来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

所以就有一个难题：

投资是配置资本来从未来发展中获利的艺术。

多数的专业投资者致力于追求超过平均水平的超额回报(换句话说，他们想要打败市场并赚取费用)

但是，根据上述的逻辑，宏观预测预计应该不会带来超过平均水平的回报。

然而，很少有人在践行有关宏观未来的不可知论时，对投资感到满意。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预测的困难，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对未来的无知(尤其是对他们自己承认)，通常会很容易压倒他们对预测困难的理解。

因此，他们不断尝试去预测未来发生的事件——而投资行业会做出大量预测。

正如我在最近的备忘中所表达的，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对未来看法的形成过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偏见。考虑到目前乐观和悲观案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基于事实和历史先例(既然没有先例)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是不可能的——我继续思索着偏见的作用。

投资者会犯错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忽视或者否认他(她)的偏见。如果有影响因素使我们的过程不那么客观，我们应该正视这个事实，以避免被这些影响因素所俘虏。

我们的偏见可能是潜伏着的，但这些偏见的影响很大。当我读到有关为公共卫生事件提供足够的检测或向小型企业提供支持有多么困难的文章时，我很高兴地看到我谨慎的观点得到了强化，我发现把这些东西纳入我的思维中很容易。但是当我听到重启经济的一处或者群体免疫的可能性时，我发现，同样容易提出反驳意见，让我的担忧不受影响。这就是一个“确认偏误”在明显起作用的例子：

一旦我们形成了一个观点，我们就会接纳确认这个观点的信息，而忽视或者拒绝那些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的信息。确认偏误表明我们无法客观地认知处境。我们跳出那些让自己感觉不错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证实了我们的偏见。因此，我们可能成为自己假设的囚徒。(沙赫拉姆·海希马特(Shahram Heshmat)，《今日心理学》，2015年4月23日)

就像保罗·西蒙(Paul Simon)50年前在歌曲《拳击手》(The Boxer)中写到的，“……一个人只听他想听的，而不理会其他的。”

虽然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我早就意识到我的偏见。在最近的一份备忘中，我讲述了50年前的一个故事，当时我是花旗银行的办公设备分析师，有人问我施乐公司(Xerox)最好的卖方分析师是谁。我的回答很简单：“最同意我的人是某某。”大多数人不太可能对他们持反对意见的人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引用的经济学家，我们所尊敬的投资者，以及我们从哪里得到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很可能会和我们自己的相似。

当然了，极端地说，这导致了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不幸的两极分化状态。新闻机构早在几十年前就意识到，人们更愿意接受那些证实他们观点的报道，而不是那些挑战他们观点的报道(或枯燥的中立报道)。很少有人关注反映不同观点的媒体。大多数人只看某一家报纸、有线新闻频道或政治网站。这些渠道很少能同时体现故事的两个方面。因此，大多数人听到的新闻版本与辩论另一方听到的完全不同。当你听到的所有事实和观点都证实了你自己的信念时，精神状态是非常放松的，但不是很充实。

理想状态是什么呢?是冷静开放的心态和客观的信息处理。如果这些心理状态普遍起来，我们的生活岂不是会变得更好吗?

为怀疑而歌颂

我最喜欢的另一个主题(对于这些备忘录中重复的内容，我有点抱歉)是承认我们不知道的那些东西是多么重要。

首先，如果我们想要在其他方面投资更多，我们需要一个博弈计划。有很多可能的成功之路可以作为你投资过程的基础：对公司、行业和证券的深入研究;套利;算法化投资;因子投资;甚至指数化。不过，如果我对宏观预测的难度的看法是正确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应该的。

其次，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过度信任预测对你的财务健康状况可能是有危险的。没有比这句话更好的了，这句话经常被认为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说的，也被认为是其他几个人说的：

那些你不知道的东西不会让你陷入麻烦，而是那些你确信他们不会让你陷入麻烦的最后适得其反。

寥寥数语，却智慧无穷。任何以“我不知道，不过……”或者“我可能是错的啊，但是呢……”开头的说法都不会给人带来大麻烦的。如果承认不确定性，我们就会在投资前做一些调查，反复检查我们的结论并且谨慎行事。如果这样做了，当时机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二次优化，而不太容易突然熄火或者崩溃。另一方面来说，那些自信满满的人可能会省掉这些投资前的谨慎，而如果他们笃定了错误方向的话——就像上面的引言所表明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投资在这方面是具有挑战性的，在很多别的方面也是。主动型投资者必须要自信。耶鲁大学的大卫·斯文森(David Swensen)说得好(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在自己的备忘还有书中引用这句话)：

建立并维持一个非传统的投资组合，是需要接受让人感觉不太自在的特殊资产组合的，在传统智慧的角度来看，这些投资组合往往显得非常轻率。(《开创性的投资组合管理》(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

要想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你就必须远离人群。就像我在自己4月6日的备忘《校准》(Calibrating)中所说的(呼应斯文森的话)，所有伟大的投资都是在不适中开始的，因为每个人都喜欢而且觉得不错的东西不太可能出现在廉价货品柜上面。但是投资那些不受欢迎的东西——冒着在人群中特立独行而且看上去犯了大错的风险——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而且需要投资人在这种投资智慧的还没显现出来、也没有展现出胜利者身份的时期里，在头寸下跌的时候能够坚定持有的信心(可能在跌到更低的价格时还要加仓)。继续持有你认为仍有上涨潜力的高估值投资，是很需要信心的——尽管有可能要冒着失去迄今为止部分收益的风险。

但是，什么时候基于理性的自信会转变成狂妄和固执呢?这正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事实证明，投资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而且事情最终向预期的方向发展了，那么持有并加仓下跌的资产才算是个好主意。换句话说，你什么时候会考虑到你犯错的可能性呢?

在我投资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候，我就有种不确定感。不过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

“带着恐惧投资”——一个没有“采取适当的风险规避”那么迷人的术语——将促使你进行彻底的尽职调查，采用保守的假设，坚持足够的安全边界以防出现问题，并且只在潜在回报至少与风险相当的时候投资。实际上，我认为忧虑会让你更加专注。带着恐惧投资能够更少犯错(尽管可能是以没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牛市为代价的)。

当我在1978年开始投资高收益债券，以及在1988年我和布鲁斯·卡什(Bruce Karsh)首次瞄准不良债务时，似乎很明显地，在这种不确定的领域中，获得长期成功的途径在于止损而非瞄准最大化的收益。这种方法让我们还能留在这里，而许多曾经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可以告诉你，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们感受到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你没感觉到，那你就出问题了，因为金融体系崩溃的可能性很大。当我们开始在此期间买入时，布鲁斯经常过来跟我说：“我觉得我们买得太慢了”，然后第二天又说：“我觉得我们买得太快了。”不过这种不确定并没有阻止他在2008年的最后15周内平均每周投资4.5亿美元。我认为布鲁斯克服疑虑的能力帮助他找到了正确的投资节奏。

“处理你不知道的事情”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几年前我见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智者的谦逊。

这是那篇让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说法的文章节选：

“明智的谦逊”(intellectual humility)在各种性格特征中就像是舞会上独自坐着没有舞伴的人，受到学界的关注要比自负或者充满敌意这些傲慢的品行少得多。然而，杜克大学的一项新研究表明，这一很少被研究的特征可能会影响人们在政治、卫生和其他领域的决策能力。

正如作者所定义的，明智的谦逊是明智而傲慢或自负的对立面。通俗地说，它类似于心胸开阔。利里(Leary)认为，思想上谦逊的人可能有坚定的信仰，但也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被证明自己是错误的。(艾莉森·琼斯(Alison Jones)《杜克今日报道》(Duke Today)，2017年3月17日，着重部分是我自己加的)

说得更专业一点，下面有几个有用的段落，引自对上述论文的讨论：

明智的谦逊(IH)这个术语有好几种定义方式，但是大多数定义最后都聚敛在这样一个观念上：明智的谦逊牵涉到认识自己的信念和观点有可能是不正确的……有些对IH的定义还包括了其他一些特点或特征——比如说较低的抵触情绪，欣赏他人的智识优势，抑或亲近社会的取向等……

有种概念化的说法是这么定义明智的谦逊的：认识到特定的个人信念可能会出错，同时适当地注意到这种信念的证据基础的局限性，以及自我获得并评估相关信息的局限性。这个定义考虑到了IH有别于仅仅对自己的知识或理解缺乏自信的特点，点明了IH的核心特征(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信念可能是错的)。IH可以和人们在只是暂且坚持信念这种程度时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和不自信区别开来，特别是和这些情况相区别——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信念所依托的证据是受限的或者有瑕疵的，意识到自己可能缺乏相关信息，或是意识到自己没有理解并且评估这些证据的专业素养或能力。(《明智谦逊的心理学》，马克·利里(Mark Leary)，杜克大学，着重部分是我自己加的)

“注意证据性基础上的限制”(或注意未来不确定性造成的限制)是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以下是我在《把握市场周期》(Mastering the Market Cycle)一书中讨论的内容：

大多数人认为处理未来的方法是为将要发生的事情形成一种观点(有可能是通过概率分布)。我认为有两点要求，而不是光有观点这一点。除了有关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人们应该对他们观点被证实的可能性有一个看法。有些事件可以很有信心地来预测(例如，给定的投资级债券会支付它所承诺的利息吗?)，有些是不确定的(十年之后，亚马逊还是线上零售的领头羊吗?)，还有一些是完全不可预测的(比如，股市下个月会涨还是会跌?)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预测都有同等的正确的可能性，因此它们不应该被同等地依赖。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简而言之，在我们选择一种行动并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押注之前，我们必须对自己正确的概率有一个现实的看法。任何对世界、经济或市场的未来确定无疑的人都可能是在欺骗自己。

所有这些说到底，都到了应对不确定性这一问题上。对我来说，首先要承认不确定性，并对它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正如我今年1月在我的备忘录《当然行了!》(You Bet!)中引用安妮·杜克(Annie Duke)的话：

优秀的扑克玩家和优秀的决策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世界是一个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地方感到安适。他们明白，他们几乎永远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他们接受这种不确定性，而不是专注于要确定，他们试图弄清楚自己有多不确定，对不同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做出最好的猜测。(《对赌》(Thinking in Bets))

简单来说，明智的谦逊意思是说“我不确定”，“另一个人可能是对的”乃至“我可能是错的”。我认为对投资者而言这是个很基本的特质;我知道我喜欢来往的人都有这种特征。

就像我在考虑一篇备忘时经常发生的那样，最近，我又从芝加哥大学的朋友莱斯利·利希滕斯坦(Leslie Lichtenstein)那里收到了一封非常有用的便函，将谦逊的概念与当前的事件联系起来。她是这样写的：

今天早上，我读到了一篇来自行为科学家的文章，作者是埃里克·安热(Eric Anger，斯德哥尔摩大学实践哲学教授)，文章名为《认识的谦卑——在大流行中知道自己的极限》，这让我想起了你和你最近的几篇备忘录。文章开篇引用了1871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一句话：“无知比知识更容易带来自信。”这句接着说，“成为一个真正的专家不仅要了解这个世界，还要知道你的知识和专长的局限性。”(在莱斯利的笔记中划的重点)

我是再同意不过的了。总是确定的人并不比从不确定的人更有帮助。真专家的信心是基于一些理由的，并且与证据的分量成正比。莱斯利的笔记把我带到了她引用的那篇文章的原文，我发现了很多可以分享的东西：

在大流行期间，很多认识是欠缺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了，或是有多少人将会中招。关于如何处理患病的人，以及如何帮助健康的人避免感染，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在追求最好的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有道理的分歧，无论是关于医疗卫生，经济，还是供应分配。尽管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努力工作，齐心协力地解决这些问题，但想要找到最终的答案仍有一段路要走。

另一个缺乏的东西，就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知之甚少了……

考虑到我们面对新的威胁时会显而易见而又不可避免的无知，频繁表达出的极度自信似乎有些奇怪。然而，问题在于过度自信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折磨着我们大多数人。这是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过度自信这一现象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系统研究。过度自信被称为“心理偏差之母”。

问题的关键并在于专家应该对自己的信念持保留意见，或者说他们永远也不应该带着信念发表意见——毕竟，有些信念比其他信念更好地被证据所支撑，而我们对这些信念不应该毫不犹豫地说“不”;而在于真正的专家会用适当程度的自信来表达自己——“适当程度”的意思是自信的点是有证据能够证实的……

【比较一下你在电视上听到的与来自医疗统计学家罗伯特·格兰特(Robert Grant)的一条推文】“我在大学期间研究过这个东西，做了几十年的数据分析，撰写了一些NHS指南手册(其中有一本是关于传染病的)，并把这些又传授给卫生专业人士。这就是为何你们没见我做任何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测……”

“认知谦逊”的概念是……一种充满智慧的美德。它基于这样的一种意识：我们的认识总是临时而不完整的——这可能需要新的证据来加以修正。格兰特很理解我们在这些艰难处境下的无知程度;但对人们这种情况下的其他特征并不理解。缺乏认知上的谦逊是一种缺陷——它给我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政策都会带来巨大损害。

纠正你的自信可能会很棘手。正如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和大卫·唐宁(David Dunning)所强调的，我们的认知和元认知能力是缠在一起的。缺乏执行任务所需要的认知技能的人通常也会缺乏评估自己表现的元认知技能。不称职的人可能在这两种技能上处于双重劣势，因为他们不仅不称职，而且可能自己就没意识到这一点【加尔布雷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第二类预测者】。这对业余的流行病学家有直接意义。如果你们不具备自己进行流行病学高级建模所需要的种种技能，你们就应该假设自己无法区别模型的好坏。

……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未如此重要——要“取”那些提供可靠消息的专家，“去”掉那些不但提供信息甚少还会误导的“砖家”(charlatans)。可悲的是后者很常见，部分原因是电视和政治对“砖家”的需求很大。很难分清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但是如果关注他们的自信程度就会看出端倪。还没等另有消息的时候，那些对相关信息不加评估而且没有处理信息所需相关经验和训练，就带着极端自信表达自我观点的人，您可以放心地把他们归为“砖家”。

再说一遍，有自己的观点并在公开场合发表是挺好的——即使是带着坚定的口吻。问题在于，真正的专家(不像“砖家”那样)会通过一种能够反映自身局限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这些所有希望被认真对待的人应该好好表现出认知谦逊这种美德。(埃里克·安格尔((Eric Anger)，《行为科学家》(Behavioral Scientists)，4月13日，着重部分是我自己加的)

我对不确定性思考的越多，有些基本原理就越来越清晰了：

世界是不确定的所在。

现在的不确定性比我们一生中的其他时候要大得多。

很少有人比别人更清楚未来是什么样的。

然而投资是完全面向未来的，这意味着投资者不可能避免有关于未来的决策。

自信对投资来说不可或缺，但过度自信可能是致命的。

话题越大(世界、经济、市场、汇率和利率)，就越不太可能实现超常的认知。

即使是对更小的事物(公司、行业和证券)我们做出的决定也必须建立在对更大的事物的假设上，因此这些小的事物也是不确定的。

富有智慧地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

在这样明智地处理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自身远见的局限性，以及给定的预测是否比大多数预测更可靠或者更不可靠

任何无法做到这些的人都能可会从投资的马背上摔下来。

正如在这篇备忘第4页引用过的那篇尼尔·埃尔温的文章里写的：

在如此不确定的情况下，对未来五年(哪怕是未来五个月)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什么样的做出过度自信的预测将是愚蠢的。

或许伏尔泰在250年前说得最好：“心存质疑确实令人不快，但确定无疑则是荒谬不堪。”

——2020年5月11日

（编辑：罗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