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基建”往事：扭转国运的关键一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苏宁金融研究院”，作者付一夫。

导语  一个计划的推出，改变了美国的国运。

1993年1月，克林顿正式入主白宫。本该意气风发的他，却不怎么高兴，只因当时的美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内忧外患”：

一方面，因为冷战期间的对抗，美国很长时间里都把提升军事力量作为首要任务，可是伴随着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正式宣告终结，经济和科技已逐渐取代军事力量，成为新的全球竞争焦点，而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崛起以及一众新兴工业国家的追赶，又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已是不争的事实，电子、金融、化工等重要产业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而长期积累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失业率连年上升等现实问题，让美国曾经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风雨飘摇。

正因如此，恢复经济活力成为了美国的头号任务，而克林顿政府更是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抓手来应对国家经济上的虚弱，进而带动整个国家走出“阴霾”，重拾信心。

几经思索，美国人将目光锁定在了信息化上——这是世界各国全新的竞争焦点，无论是大国小国，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本国的长远利益和综合实力，都在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去抢占这个制高点，美国当然不甘示弱。

于是，在克林顿上任仅仅8个月后的1993年9月15日，美国正式公布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富有号召力和凝聚力的宏大计划，当即引起了轰动，迅速掀起一波巨大的热潮，不仅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韩国等众多国家纷纷效仿出台相应方案，还在随后很多年，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的发展范式和人类社会的面貌。

这项计划的名字叫做“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NII)”，又名“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一 起源：内忧外患，经济低迷

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出台并非偶然，除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外，还有着其他方面的现实背景。

在科技政策上，美国一直遵循着当年艾森豪威尔所制定的目标——将一切对国防有用的民用资源都服务于国防或国家安全，即所谓的“为国防而科学”。因此，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国家实验室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从事军事研究开发或与之相关的航空航天等任务，大量的资金、人才、设备和原材料也都涌入了军事领域。

根据1992年的统计资料，美国国防部得到的科研经费约占联邦研究与发展(R&D)预算中的2/3，全国有35%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10%以上的制造业工人都在为美国的军事部门工作。

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增强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但对于民用科技的关注甚少，极大地制约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而军用技术转为民用技术并商业化应用的难度更是超乎想象。如此，便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美国拥有傲视群雄的通讯卫星、核能技术、飞机导弹与各种电气机械设备，但老百姓并没能从中获得太大的益处，而且并没能产生与高昂的军事研发投入相匹配的经济效益。

不仅如此，美国曾经在科技方面的巨大优势也在日渐消失，其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便是日本。

上世纪80年代的经贸摩擦与国际竞争唤醒了日本的危机意识，日本重新对国家的科技战略进行了调整，并明确了“科技立国”的发展方针。这一时期，日本开始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诸如原子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计算机产业与飞机制造业等成为资金与智力资源的主要输送地，同时还注重强化重点实验室未商品化产品，寻求产业集约式发展。这些使得日本的高精尖产业自主研发能力得到实质性提升，甚至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叫板的程度。

1982年，日本《钻石》周刊对美、日、欧在19种新技术上的实力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在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光纤通信、金属加工和机器人5项技术上己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美国则在16项技术上具有领先地位，欧洲达到第一流水平的有2种技术;

1986年10月，美国《幸福》杂志公布了对四大关键技术领域的调查结果，认为美国在计算机和生物技术领域仍比日本、西欧先进，在新材料领域优势还不大，而在光电子技术方面已被日本超过;

1994年8月，美国发表的科技白皮书中称，“美国科学已处于失去其在国际上的卓越地位的危险”……

好在美国还有一个拿得出手的选项，那便是信息技术。

美国是世界上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起步最早、发展最快、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早在上世纪70 年代，美国的信息产业产值和从业人员超过国民总产值和就业人数的一半，信息技术也以各种形式广泛渗透到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银行、保险、运输、 宾馆等行业都在信息化方面大力投资，再加上美国人均拥有计算机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并且还初步建起了远程、高速交互式等计算机网络，因而在信息技术这条赛道上，美国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便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出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及经济基础。

不过，美国当时的信息化水平总体上仍然处在“点”或者局部“线”的层次上，其计算机网络与计算机产业相比要滞后得多，后者已经发展了好几代，前者却只开发了第一代;许多使用率很高的网络容量、速度和范围极其有限，信息交流渠道同样不够通畅，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全面实现信息化的要求。

最为致命的是，相比于日、德等发达国家，美国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进展极为缓慢，根据1993年6月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和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书》称，美国的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已从第二位降到第九位，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对此，美国很多有识之士都有深刻的认识。老布什政府时期任参议员的戈尔就曾主张建立全国范围内的“信息超级高速公路网”，以此来加快把信息转化为知识和财富的步伐;总统科学顾问布罗姆利也认为“最有效的一步便是建立高性能的信息网络，这是促进美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重要一步”。199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克林顿和戈尔又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信息高速公路，振兴美国经济，恢复企业竞争活力”的竞选纲领，这对长期处于经济不景气、日夜盼望走出困境的美国人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至此，“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付诸实践的脚步已经渐行渐近。

二 内容：构建“美丽新世界”

克林顿上台后不久，便立即开始着手进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准备部署，以兑现自己“振兴美国经济”的承诺。

他先是亲自授权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又在1993年2月以《国情咨文》的形式初步给出了“加强美国科技优势”这一建议，并大刀阔斧地削减财政预算来加以支持。在此过程中，克林顿政府还得到了美国各界人士的拥护和各公司企业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响应，电子信息工业界尤为如此，以AT&T（T.US）为首的14家巨头纷纷研究对策、制定发展规划并共同向白宫和国会给出系统建议，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项工程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拥护和雄厚的资金来源。

万事俱备，1993年9月15日，由美国副总统戈尔和商业部部长布朗郑重向世界宣布，美国将实施一项“将永远改变美国人生活、工作和沟通方式”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行动计划”，该计划的问世标志着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真正从理论转变为实践。

根据计划方案，美国预计在今后15~20年内全面达成如下建设目标：

(1)在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通过计算机进行技术信息交换;

(2)通过药品的通信销售和X光照片图象的传送，提高以医疗诊断为代表的医疗服务水平;

(3)使在第一线的研究人员的讲演和学校里的授课，发展成为计算机辅助教学;

(4)可以广泛提供地震、火灾等灾害信息;

(5)实现电子出版、电子图书馆、家庭电子影院、在家购物等等;

(6)利用双向高速通信网提高美国的产业竞争力。

按照“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发展愿景，所谓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将是一个能给广大用户随时提供大量信息的、由通讯网络、计算机、数据库以及日用电子产品组成的完备网络，它将催生一场轰轰烈烈的信息革命，进而永远改变人们的生活，构建一个“美丽新世界”。

比如，人们可以生活在他们想要生活的几乎所有地方，借助网络来与他们的办公室即时通信，而不会失去工作;

比如，所有学生都能拥有最好的学校、教师和课程，根本无需考虑地理、距离或是财力因素;

再如，无论何时何地，只有你有需求，就能立即借助网络来获得相应的服务……

从今天来看，这些“美梦”几乎都已经成真，但在当时的美国，绝对是极为大胆的畅想，或者说是颇具超前意识。

三 执行：政府搭台，民企唱戏

在整个计划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民间企业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

由于其宏伟目标和诱人前景，以及它大概率会给人们带来的巨大效益和实惠，激起了民间企业极大的热情。但凡该计划涉及到的技术，无一例外都成了相关企业投资研发的重点对象，典型如贝尔、微软（MSFT.US）和摩托罗拉，各自都官宣了未来几年在高速光纤传送系统、卫星通信网络等领域的投资计划。还有三大私人电信公司AT&T、MCI和Sprint，陆续地将光纤接入到全美各个主要城市。有意思的是，为了参与这项工程，一些行业中的老对手一改往日相互竞争的做法，纷纷展开了合作，诸如微软同英特尔结盟、IBM同苹果“联姻”之类的案例不胜枚举。

至于美国政府，则是更多地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

其一，鼓励民间企业投资与市场竞争。

美国政府认为，想要促进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便是在通信和信息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并进一步扩大竞争，以激发出企业的热情。为此，美国政府制定了通信改革法规，以立法形式增强竞争，确保全面开放通信市场，尤其是那些被垄断公司控制着的有线电视和市内电话市场，从而吸引那些已经进入或正寻求进入市场的公司前来投资。

克林顿还签署法令，对致力于研发与投资新兴产业的民间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其中包括给予企业研发信贷三年的偿还延长期、削减中小企业的资本收益税等等。这些税收优惠措施进一步提升了民间企业对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意愿，使得它们在致力于建设全国信息网络的同时，也能有利可图。

此外，美国政府还格外注重“全民服务”的概念，不接受人民被划分为信息的“富人”与“穷人”，而是力保所有用户都能以低廉的价格享有高质量的设备和服务，而强化市场竞争同样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

其二，支持技术创新与新技术应用。

于企业而言，技术创新行为的根本激励始终是来自于盈利的预期。然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的很多项目要么投入金额及风险过大，要么投资回报期过长，远远超出了单个企业所能承受的范围。为此，白宫专门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工作小组(IITF)”，推动国会和民间企业的全方位合作，在避免政府运作“妨碍”民间投资行为的前提下，引导政府所属机构来从事民间企业无法负担的长期性研发工作，进而加速开发那些对长期增长至关重要的技术。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继续实施“高性能计算和通讯计划(HPCC)” ，并通过巨额的财政拨款来支持信息技术的应用，得益于此，医疗保健、教育、图书馆、制造业等诸多领域都实现了“触网”与信息化转变。

其三，保证信息安全与网络可靠，注重知识产权。

尽管信息系统能给人们带来高效便捷，但其脆弱性同样不容忽视，例如电子文件可能被截获与复制，用蜂窝式电话通话容易被人监听等等，无论是个人隐私还是国家信息安全都可能会面临极大挑战。针对这些问题，美国政府采取了与通信业界共同进行严格设计和管理的办法，重点开发保护个人隐私的新技术、加密硬件和软件来加以应对。

随着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各种信息和娱乐产品都正在以文本、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录像、录音、多媒体等新形式出现并走向市场，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美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通过国内版权法和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的严格执行来防止版权侵犯，从而保护知识产权的完整性，同时还探索了一系列补偿版权所有者的方法。

其四，大力协调国内外关系。

美国出台“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其目标绝非造福本国这般简单，而是旨在提供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服务，所以美国国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势必也要向着全球方向发展。为此，美国政府主要着手于三方面工作：

第一，为了开辟海外市场，美国政府愿为相关的美国公司出面协调，以保证这些公司拥有均等的机会向海外的潜在用户出口电信产品并提供服务;

第二，通过参加国际标准委员会等方式，尽可能地排除由于美国与外国标准不兼容而造成的贸易障碍;

第三，重新审查国际贸易条例和本国贸易条例，以解决外国对美国公司的市场准入问题，以及从美国向国外呼叫被索取过高费用的问题。

除了上述四点外，美国政府还特别注重高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克林顿时期的美国政府大力资助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研发活动，并积极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使得高校既能像以往那样从事基础研究，也能与企业合作开展应用研究和新产品开发;在人才引进方面，克林顿一再放宽国外优秀科技人才进入美国的限制，以此来强化对海外人才的吸引。

总结起来，政府搭台子，民间资本唱大戏，最大程度地激发企业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能动性，这便是“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主旋律。

四 影响：扭转美国国运的巨大变革

除此之外，克林顿政府还针对美国经济颓势出台了一揽子政策：

财政方面，针对共和党执政12年留下的巨额财政赤字，克林顿通过增加税收、减少支出等方式进行了“财政重建”;货币政策方面，克林顿政府实行灵活的货币政策，经济增速过快、有通胀危险时采取紧缩政策，而经济运行较为平稳时则采取宽松政策;外贸方面，制定了战略性出口产业政策，积极倡导公平的贸易原则，同时放宽国内的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本国企业兼并与横向资本联合，进而增强出口竞争力等等。

那么，包括“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在内的种种举措，究竟给美国带来了什么?

首先，便是形成了“一高两低”并举的经济奇迹。

“一高两低”，即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在克林顿执政的八年里，美国经济实现了长期快速稳定地增长，GDP总量占全球的比重明显提升，实际年均增速高达3.88%，直到90年代末都没有出现衰退的征兆;消费物价指数几乎一直控制在3%以内，失业率则从1992年的7.4%降至1998年的4.2%，这种“一高两低”的局面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颇为少见，堪称是美国经济近30年的“黄金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美国政府的财政收支也从1992年创纪录的负债2903.2亿美元转变为2000年的盈余2362.4亿美元。

其次，劳动生产率稳步提升，产业升级步伐加快。

整个90年代不仅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也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作用下，信息基础设施日渐完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有研究表明，1996~2000年这五年里，美国劳动生产率逐年递增，年均增速为3.1%，到了2000年，这一数值攀升到4.2%。

与此同时，美国的产业升级步伐得以提速。一方面，信息产业本身就是技术和知识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驱动下，美国的信息产业迅速壮大，成为了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见下表)，而与之相关的芯片、软件、电子设备以及网络技术、移动通讯技术、高清晰度电视技术、生物技术等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向社会各个领域的不断渗透，显著改进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与生产模式，深刻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最后，强化了美国的国际地位。

如前文所说，长期对军事的过度执着，曾一度让美国经济颓势显露，其国际地位更是受到德、日等国家的挑战，但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推行之后，美国经济一扫阴霾，重振雄风。除了各方面亮眼的增长数据外，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革命”，不仅顺应了全球化浪潮，还直接将美国和全世界从工业经济带入到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为后续的互联网大繁荣以及大数据、云计算、AI等新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发展的遥遥领先，又大大提升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将德、日等挑战者再度甩在身后的同时，重塑了美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而美国“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不客气地讲，这是一场足以扭转美国国运的巨大变革。因此当我们能够客观冷静地看待美国的这段往事，我想每一个人都能从中得到收获。

(编辑：陈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