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回购正在阻碍拜登的基建计划

本文来自“西泽研究院”。

对冲基金经理正推动美国公司玩起华尔街赌场游戏，而非投资于未来的技术;然而，中国并不存在这一问题。

引言

拜登总统的两万亿美元基建和气候提案令许多人兴奋不已，这也不足为奇。美国人已经厌倦了陈旧的电网设施，肮脏的饮用水，倒塌的桥梁，太多人无法享受繁荣所带来的美好生活，且深感美国的全球地位正在下降。

3月31日，拜登总统在匹兹堡的一个培训机构向木匠们描述了他的愿景：“类如电池技术、生物技术、计算机芯片，清洁能源等市场的发展将提升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有待争夺市场中的创新优势，尤其是与中国的竞争方面。”

这一愿景虽然听起来很棒，但根据商业创新领域的带头人、经济学家William Lazonick的观点，如果不先搞清楚华尔街亿万富翁们是如何向美国企业发号施令的，上述愿景恐怕很难实现。

如今，像通用电气(GE.US)和英特尔(INTC.US)这样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本应当被动员起来帮助实现拜登计划中值得称赞的目标，但实际上，它们正听从那些赚快钱的对冲基金掠夺者的指令。然而，这些金融家的利益与企业为实现大规模、长期目标(如与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竞争)的需求并不一致。

在Lazonick看来，任何能够获得纳税人资金补贴，从而与拜登政府在基础设施和气候计划上合作的公司，都应该专注于提高自身能力，提供美国所需的产品，而不是为了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和高管的利益而玩华尔街的赌场游戏。

摆脱股东价值的意识形态

首先，让我们共同回溯一小段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想法，以至于在1981年至2001年，通用电气著名的CEO杰克·韦尔奇称其为“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

“股东价值理论”认为，公司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赚钱，而不顾及它的产品、客户和员工——“无视公司的长期健康问题，或许创造对社会有用的东西就是天理难容的。一家公司的存在只是为了尽快地把钱分给股东。”

这种短视的心态导致了大公司对投资研发、建设制造工厂或利用利润吸引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才等事情失去了兴趣。如今，每当他们尝试这些事情时，就会有一群华尔街捕食者在其背后，随时准备攻击他们。

这些掠夺者被称为“股东积极分子”(shareholder activists)，他们是曾经公司蓄意收购者(corporate raiders)们的后代;他们通常是为客户寻求高收益的对冲基金经理。其做法是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以任何必要的手段迫使管理层抬高股价，然后抛售股票，在买卖中赚取可观利润，然后转向下一个目标。

当然，这些对冲基金积极分子对CEO为未来打造技术的梦想并不感兴趣。他们专注于短期利益，而强迫公司购买自己的流通股(一种名为“股票回购”的伎俩)是其最偏好的快速抬高公司股价的方法。当公司这样做时，其股票数量就会减少，而每一股的价格就会上涨，这并不是因为该公司宣布了一个伟大的新产品或一个好的商业计划，而仅仅是因为流通股票数量减少了。这是一种幻觉，但它能让一些人在短期内致富。当然，你我都不在其列。

利用股票回购来操纵股价在过去是违法的。但在1982年，罗纳德•里根总统和他那些与华尔街友好的同僚们出现了。他们给公司提供了拉佐尼克所说的“抢劫许可证”(本文中，“抢劫许可证”指的是 SEC Rule 10b-18，该规则为上市公司回购股票提供了“避风港”，如果回购满足规定的交易条件，则被认定为操纵市场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上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接受奥利弗·斯通的标志性电影《华尔街》中所反映的心态——“贪婪是好事”，而这种态度实则助长了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包括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

股票回购如同花里胡哨的紧身衣，过时又丑陋，早就应该在80年代抛掉。但事实是，股票回购仍然很常见，并对美国公司办实事的能力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损害。

这一点对于拜登的提议尤为重要，原因在于：政府无法凭空制造像电动汽车电池或半导体之类的东西。它必须与拥有深厚知识储备以及大量资源的公司合作，以开发这些复杂且尖端的技术。

两个实例

以通用电气为例——这是一家谙熟所有关于电力生产系统知识的公司，像这样一家久负盛名的美国公司应该准备好与拜登政府合作，为电动汽车市场制造电池(这也是总统声明的优先事项之一)。但此举可行性并不高，因为一位名叫Nelson Peltz(下文简称Peltz)的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早在2015年就开始购买通用电气的股票。当时，通用电气已经在进行股票回购——这种做法已成为人们的普遍预期，以至于各家公司都开始先发制人，只是为了防止对冲基金积极分子盯上他们——但高管们并不介意提高其与股票挂钩的薪酬。但长期担任通用电气CEO的Jeffrey Immelt仍希望投资于未来能带来回报的技术和可再生能源。

Peltz那时候并不买账，他让Immelt进行更大规模的股票回购，这样Peltz就可以使投资翻倍。通用电气无法专注于当前的业务，更不用说投资于未来的技术了。如今，该公司举步维艰，出售部分业务，而不是投资于对抗气候变化的电池或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

另一个例子是英特尔——半导体芯片的设计者和制造商。如今，从手机到汽车，这些令人惊叹的芯片几乎存在于每一款电子产品中。它们对清洁技术、用于清洁能源电网的计算机和电动汽车尤其重要。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英特尔公司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它是芯片制造的先驱者，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不仅设计芯片，而且还制造芯片的公司之一。

制造芯片极其昂贵，因此英特尔一直在进行巨额的资本投资，以保持在芯片制造行业中的竞争力。不幸的是，它也卷入了股票回购的游戏中——英特尔在2018-2020年进行了390亿美元的回购，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对冲基金积极分子远离它。但他们终究还是来了，他们认为英特尔花钱升级制造能力是对金钱的浪费。纽约对冲基金Third Point的负责人，亿万富翁Daniel Loeb购买了约0.5亿美元的英特尔股票，占该公司流通股的0.02%，并推动英特尔董事会将芯片制造业务从设计业务中剥离出来。此举基本上终结了英特尔作为美国集成半导体领先制造商的历史。

不仅如此，Daniel Loeb还继续向英特尔施压，要求其进行更多回购，因此，(就像通用电气一样)英特尔可能会失去其作为世界行业领导者的地位。Lazonick预计，英特尔的制造业务很可能最终会被中国台湾的一家公司收购;且未来没有任何一家美国公司能够取代它。

结语和启示

猜猜哪个国家不受到股票回购的影响?那就是中国。像华为这样的公司不进行回购，且能够将数十亿的利润花在尖端技术上，而不是让华尔街的大佬有钱到买下一艘超级游艇。

在Lazonick看来，只要股票回购继续下去，拜登的目标(在与中国竞争计算机芯片或清洁能源等行业的领导地位中获得胜利)就不可能实现。

Lazonick同时指出，“拜登对股票回购问题持开放态度，”“但除了少数人(比如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塔米·鲍德温)呼吁禁止股票回购，他身边的顾问很少真正了解这个问题。Lazonick补充道，拜登政府应该为它在基础设施和气候计划上的合作公司制定一些规则。在他看来，如果公司想要得到纳税人的钱，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在与政府合作的情况下回购股票。此外，应该禁止公司内部人士在获得补贴的情况下出售股票，因为这会造成利益冲突。所以在合同期限内，他们不能套现。

大型政府项目在从构想到建设和运营的过程中会面临许多障碍。其一就是政府必须与大公司在设计、生产和实施该计划的各个部分合作，并确保纳税人的钱在这些公司身上花得物有所值。在Lazonick看来，是时候对股票回购行为进行检举了——因为它不但浪费了资源，也没能反映良好的商业行为。

（智通财经编辑：庄礼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