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我40年来所学到的经济学精髓

编者按：这是张五常先生一次演讲，他说这是“花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总结的40年来所学到的经济学的精髓”。他认为，经济学中有两个基本原理，对这两个原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能反映一个经济学者的水平。其一，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其二，是在一般情况下需求曲线斜率为负。

女士们、先生们：

我想花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总结一下我40年来所学到的经济学的精髓。

现在经济学似乎已非常技术化、非常复杂化，但是事实上我们所归纳出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却是非常简洁的、非常简单的。我总是试图用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世界，而尽量避免复杂的技术。

经济学中有两个基本原理，对这两个原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能反映一个经济学者的水平。其一，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其二，是在一般情况下需求曲线斜率为负。

也许有人认为规模效益递减也是一个原理，但是，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当你牵涉到实际问题时谈到产品需求或要索需求已经足够。换句话说，在实际运用中没有必要把后两个原理分开，它们讲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两个最基本的原理：1.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2.需求曲线的斜率为负。在我看来，整个经济学讲的就是这两个原则。现实世界当然非常复杂，但是这两个原则已足够解释世界。我在多年的研究中发现只有这两个原则可以解释我们碰到的所有经济现象。我跟其他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也在于我只用这两个原则来说明问题。

其实，这两个原理都是武断的假设。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你的经济学研究不能违背这两个原理。世界上任何经济规律都离不开这两个原理，如果有任何经济规律违背了这两个原理，那么，整个经济学就自相矛盾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两个原理是对人类行为的武断假定。我之所以说这两个原则是武断的，意思是说你不能跟我在这两个原理上有任何不同意见。

我觉得经济学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我们能只用这两个原理来解释世界。刚才我已指出你不能对这两个原理有任何疑问。因为，它们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它们是对的，而且，经济学家永远不会有任何其它原理。我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永远不会有任何其它原理跟这两原理矛盾。同时我也认为，任何经济学家如果用其它的原理而不是这两个原理来解释经济现象，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谦虚一点说，有99%的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阿尔钦、科斯和我都遵守这两个原则。

那么，下面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这两个原理到底有多大的用处。要想检验在解释经济现象时这两个原理的有用性，唯一需要做的便是去思考这两个原理意味着什么，以及从这两个原理推测出来的假定是否正确。

简单他讲，现在真正可以测试的假定有A和B两种。假设如果A发生，则B发生;反之，若B没有发生则A肯定没发生。如果在实际测定中，B没发生而A发生了，则原假定就被推翻了。其实，所有科学都要遵循这一规则。因此在我们检验假设时，就需要看当B没发生时，A发生与否。当然，A与B的可观察性是根本前提。

有些假定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如果它们是不可以观察到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对其进行测定，因此，我认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重要的是确定那些经济变量是可观察的。比如，需求规律表明当价格上升时，需求量下降。其中，价格是可观测的，但需求的数量上升是不可观测的。所以，需求规律本身是不可观察的，它只是经济学家想像出来的，其实并不存在。也就是说由于消费者的意愿没法测定，从而导致整个需求规律没法检验。所以，一个真正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就会设法把A、B转换成可观测的变量。

如果你看一下经济理论的汪洋大海，其中很多规律并不存在，它们都是经济学家想像出来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很多人在创造大量名词的同时却不知道其确切含义。例如，有人认为“短缺”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短缺到底是十么?如何测量?他们并不知道。短缺等于需求超过供给的那部分，正如我们已指出的，供给和需求反映的都是意愿。没法观测。所以，从本质意义上，短缺没法测量。在经济学家队伍中，有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们满嘴都是自己想像的变量。我跟别人不同之处在于我只用最简单的、最本质的原理解释经济现象而能直指本质。

在我讲产权经济学以前，我重新强调一下，人的行为的基本原则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当然最大化的是自己的效用或福利等。显然测量效用和福利也是机会成本。因此经济分析究其根本可以归结为三点：1.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某种利益，而所谓最大化某种利益，指的是至少有某种东西，对于你而言，有比没有要好，即经济物品(经济物品的意思是说多比少好);2.需求曲线斜率为负;3.机会成本。

下面我们先看一个最简单的经济体系——罗宾逊经济。在这一体系中，他也要最大化某种东西，他有自己的需求曲线。由于只有一个人，所以不存在市场，也就没有市场价格。但是，如果他想得到某种东西，就必须以牺牲另一种东西为代价，这种牺牲可看作是他的成本价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指的也是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上述三个基本原理。

对于一个人的经济体系，我们只要花费两个小时就能说清其中一切问题。经济学的真正困难在于再加一个人后的情况。两人经济体系我们研究了30多年还没有说清楚，这是因为当两个人都想最大化某种物品时，竞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永远不要说世界上没有竞争，竞争无时不在，只在形式不同。如果你说这是个垄断市场，没有竞争，那就错了，因为每个人都在竞争垄断的权力，所以竞争无处不在。当然，如果岛上再加一个女人(假设把她也看作一种经济物品)，竞争就会马上更加激烈。有些经济学家区分完全竞争和非完全竞争，其实，这是很陈旧的观念了。竞争就是竞争，只是形式不同。

提到竞争，自然会有输赢，也就是说一定要决定谁输谁赢。比如，打网球是个竞争，最后一定要决出胜负。而要决定输赢，必须要有规则来评定，也就是游戏规则。如果改变游戏规则，很多变化就会出现。比如，中国乒乓球队雄视世界，但如果我们改变了发球的规则，那么结果就会不一样。如果你改变游戏规则，结果就不一样。

因此，有的人喜欢这一类游戏规则，另外的人喜欢另外一类游戏规则。例如考试时，有的人喜欢论述题，有的人喜欢多项选择题，有的人喜欢数字化的题目，有的人喜欢非数字化的题目，各不一样。所以如果改变规则，人的行为就会相应改变，结果就会不一样。归纳起来，竞争总是有三点。1.必须决定输赢;2.要有一个游戏规则;3.为什么用这一个游戏规则，而不用其它的游戏规则。

人们不同的行为，可以由不同的游戏规则本身解释。在香港，如果你想买一栋楼，无论是从李嘉诚那儿，还是从别的土地发展商那儿，只要你出价最高你就能得到。发展商也不会因为我是张教授就给我优惠一些。所以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出价高者得。但是在香港大学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分房是按分计。我是院长，有7分，有太太再加7分;若有一个孩子加7分，二个加14分，以此类推：在香港大学工作一年加2分，四年加8分。谁积累的分最高，谁就最先得到房子。因此，如果我想从土地发展商那儿买房，我就得付钱，为了得到钱，我或者好好工作，或者去抢银行。但在港大我想要快点得到房子，我就得多睡觉、多生孩子。

由此可见，游戏规则不同，行为就不同。我说的不是笑话。在墨西哥政府进行土地改革时，就是根据孩子多少进行徘序，这也是墨西哥人口剧增的原因。中国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之所以有众多人口，就是因为当时实行的政策，在中国早期，人们甚至会杀掉女孩子以多得男孩，所以当你改变游戏规则，人的行为就会改变，收入的分配形式就会改变，资源的分配就会改变/随之，经济发展速度也会改变。

在经济社会中，基本的游戏规则即产权的规则。谈论产权，我们其实在谈论约束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如改变游戏规则，输赢条件就会不同。如果我是土地发展商，我不会在乎你是男是女或别的什么因素。我唯一关心的是你出多少钱。在这里，市场价格是唯一分配资源的方式。在现实世界中，还有其它分配资源的机制。我在港大的办公室比赵海英(编者注：港大一位女助教)的大，不是因为我比赵海英有钱，而是因为我的位置较高。如果我的办公室要自己去租，那么我就不会租;因为太贵了。在大学系统下，因为我是院长，我就可分配到大办公室。但如果我的办公室不是大学的，而是私有的，情况就会不一样，谁出的价高谁就得到。你有没有办法想像，我作为院长却没有专门的停车位，而校长们以及会玩办公室政治的人却有：如果你是残疾人士你也有，当然我不是，所以我没有。但是，我可以非法泊车，如果大学给我一个警告，我会把警告信仍在垃圾袋，但赵不敢，而我每天都在做这类事。那些会玩办公室政治的人能得到专门泊车位，但他们只是这方面比我强。我之所以敢非法泊车，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一定不允许我这样做，我会到法庭上告他们说整个分配制度是不对的，如果我告他们，在香港就会是很大的新闻了。所以当大学的人看到我非法泊在那里，他们就会想，这是张教授的车，给他一封警告信就得了。所以在不同的游戏规则下，人的行为就不同。在泊车场私有的情况下，只要你付钱你就能得到泊车位，你甚至可以付足够钱不允许其他人泊车，或者甚至拆掉整栋楼。所以你可以发现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很难讲。比较香港大学泊车分配系统以及私人泊车场很唯判断优劣。

在经济的世界里，你改变产权的规则，你就改变了整个系统。私有产权非常独特的一点是：只有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人们才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我没有说，私有产权比另外一种情况要好，我只是说如果你想利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你只能选择私有产权;我也不是说，你有了私有产权，就一定会有市场价格存在，我只是说要有市场价格，就必须有私有产权存在。这是因为市场机制有时有很高的运行成本，所以有时你有了私有产权，但是并不一定会有市场价格存在。这一点是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本质》以及我自己在1983年《企业的合约本质》中阐述的中心问题。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在私有产权下公司仍要存在，而且公司内部并不是用价格机制来运作的，但是，反之，任何东西在市场上交易，它必然是私有的。因此中国现在想要建立市场机制，而不想有私有产权，其本身是矛盾的。

当然还有其它资源分配的方式。但只有在价格进行分配的情况下，才没有租金的消散。如果我把金表放在桌上并说明，明天谁最早进来谁得到它，那么很多学生就会在外面排队，甚至晚上睡在走廊上，因此会浪费很多时间或遭受痛苦。于是，学生们就会衡量金表的价值和所付代价孰大孰些但是他们所费的时间及遭受的痛苦对我却没有任何好处。然而，如果我换一个规则说把我的表给武汉市漂亮的女孩，那么就会有很多女孩子费尽心思打扮自己;如果我说我会把表给孩子最多的人，那么人们就会把别家的孩子拉来充数。但是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这表不是我的，人们就会进行无谓的浪费来得到表。但如果这表是我的，我就会把表给出价最高的人，而且要求的价钱一定不少于金表价值。由此你会发现若产权不是私有的，为了行使产权，很多资源被浪费了。

在阿拉斯加淘金热时有一个规则——谁来得最早，谁就可以在那儿挖金，因此人们就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训练他们的狗，而这本身对社会而言是一种浪费。你们也一定记得，在中国以前，很多事情需要开后门才能得到。比如，为了得到好的医疗，你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去开后门、走关系等。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事实。现在你着想买鱼出钱到市场上去买就行了，但在20年前，你还必须早起排队。当然，如果你是党员、干部，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在这种情况下，鱼的价值由于你的等待所费的时间和精力而消散了。即使你说你可通过政治关系得到鱼，但你得承认你的政治关系也是付出一定代价才得到的。

所以除非你用价格机制分配资源，任何其它方式都会引起价值的消散。自由市场上，卖鱼的人只要你付足够的钱就会把鱼给你，而不会考虑其它因素，而为了得到所需的钱，你必须工作(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如果是市场决定鱼的价格，你为了买鱼所付出的钱能反映你对社会做出的真正贡献。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你若等4个小时去买鱼，你所等的4个小时，对社会没有任何好处，或者你会玩政治关系也一样。所以我们说私有产权好并不是基于价值判断，而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租金的消散最少。这就是为什么改革20年以来，我们一旦以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经济发展速度马上就会加快。

但是，你也要意识到用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本身也有成本。任何一个经济系统都有其交易成本，我不想再花2个小时谈论什么情况下交易成本低。我并不是说私有产权是最好的系统。有时要形成这种系统成本很高;而且另外要指出的是，在任何系统下人们都会最优化这一系统内的租金消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60、70年代中国在农村实行公社制度。当时在那种情况下一定有饥荒，但我很奇怪，那时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我只好下结论：在当时情况下人们一定找到某种方式来减少租金消散。如果说当时农村情况处于类似我刚才描述的把表放在桌上时出现的情况，也许很多人不会活到现在。

所以我认为所有证据表明，虽然在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租金消散很厉害，但是当时中国人找到了某种办法来减少浪费。我的结论是：当时虽然没有私有产权，但是建立了一定的等级制度来减少浪费。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取消私有产权人们马上就会谈论各自排位高低。在港大分配办公室也是根据社会地位的高低，可能你不喜欢用这种方式。当然，只有在私有产权下，利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才能彻底消除租金消散。（编辑：肖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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