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水达里奥：秩序与混乱的典型周期

本文来自“天风晨曦交易视点”，本文由万昱东、姜琦、任春、马畅、张磊，实习生梁方昊志、李天琪、王纪英、李致君参与翻译，翟晨曦负责审稿。

导读

达里奥先生在12月1日发布在linkedin的文章《The Archetypical Cycle of Internal Order and Disorder》是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的最新更新，重点论述了国内秩序演变的永恒普遍的驱动因素，从理论与历史的双重视角来理解美国国内经济政治运行的未来趋势。

当前美国国内不同阶层诉求差异较大，民粹主义兴起，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下，拜登先生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未来民主党如何平衡国内各阶层、国际各盟友、全球各大国的利益，对未来全球经济运行和资产价格表现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如何管理自身的债务周期，2021年是否启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美元是长周期走弱，还是强势周期的一次调整，这都是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达里奥先生作为知名的美国投资家，其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思考，为我们国内投资者理解美国经济与政治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01. 摘要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是他们取得成果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国家内部，有一些制度或“秩序”来管理人们之间的行为方式，这些系统以及在其中运行的人员的实际行为都会产生一定的结果。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探讨永恒的普遍因果关系，这些因果关系塑造着人类的内部秩序以及驱动秩序与混乱的相互转化。

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许多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混乱情况。我想把这种混乱放在本书的讨论中，所以我做了这些在本章节所要分享的研究。因为美国如何应对当下的混乱将对美国人，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大多数经济体和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这两章中，我将重点更多地放在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上，尽管我会在其他章节中探讨其他领先国家。

如同先前所述的推动帝国兴衰的周期一样，下图以简化的方式显示了美国在这个典型周期中所处的位置。目前美国处于财务状况不佳，冲突加剧的阶段。通常，这个阶段是在支出和债务大量过剩，财富和政治鸿沟扩大之后以及发生革命和内战之前。美国正处于这样一个转折点，它可能会从可控制的内部紧张局势转向不可控的革命和/或内战。需要明确的是，我并不是说美国或其他国家将要不可避免地走这种道路。但是现在需要了解和关注标记一些特别重要的节点和标志，以便了解未来的所有可能性。在本章中，我将借鉴类似历史案例的经验教训来探索这些标记。

因为这个主题非常重要，因此我想用足够的篇幅保证论述的完整性，因此这部分内容长达40页，将其分为两章：第8章是“秩序与混乱的典型周期”，第9章是“深度挖掘内部周期的六个阶段：以美国为例”。

如您所知，我的研究是基于三种互相关联的驱动力量，这三种力量自1930-45年以来对谁拥有多少财富和权力产生了最大影响。它们是：1）巨大的债务，货币和经济周期；2）秩序/混乱的内部大周期（由财富，价值和政治差距造成）；3）和平与战争的大外部周期（由崛起的大国挑战世界领先的大国）引起。[1] ]由于我已经在第2章和第3章介绍了1）大债务/货币/经济周期，以及在第5章至第7章讲了3）对外关系的大周期（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周期），因此我现在将重点介绍2）秩序/无序的大内部循环。内部秩序大循环是最重要的循环，因为人们在国家内部的互动方式对国家实力和人民福祉的影响要比人与国家在国际上的互动方式产生更大的影响。

因为我想知道当下情况和政策与过去的区别，所以我想了解我们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演化路径。显然，最近内部秩序的运动已朝着更大的混乱（尤其是在美国）发展，即人们和政客之间的对立状态比我过去71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而这些为财富而进行的斗争和权力变得更加恶毒。这使我研究了历史上类似的时代。

现在，您知道我的方法了。它如同博士学习—--通过我50年的职业生涯中作为全球宏观投资者遇到许多案例，以及自己研究的许多历史案例。研究许多案例有助于我理解推动其进展的因果顺序。我通过经验、与知名专家交谈、阅读优秀书籍以及挖掘统计数据和档案来定性和定量地研究它们。从中学到的知识可以获得对事物发展变化典型周期的直观印象。以此为基础，我研究了与该典型周期的不同变种以试图解释它们。然后，我将这些模型纳入一套“算法”体系，以监视与原型相关的状况并帮助我根据它们做出决策。我会将这个过程贯穿终身，所以您正在阅读的内容是一个“正在开发版本”。

为了看到这张不断变化的控制财富和权力的系统/命令以及管理它们的永恒和普遍原则的图景，我不得不把很多零碎的东西放在一起，因为历史通常是零碎的，而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又是如此的庞大以至于无法整体研究和消化。由于它的巨大性，我怀着雄心壮志，试图很好地理解过去世界500年和公元600年左右中国唐朝至今的历史，还大致了解一些更早的时代的历史。我专注于大趋势，最重要的因果关系以及最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对我现在和将来都有很大帮助。尽管我当然不是所有历史领域的专家，但通过对它的审视，可以将内部秩序和无序的周期以及变化的主要原因清晰地展现出来，并为我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内容来了解我们的处境和现状，以及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通过这一学习过程，我看到了国家如何像其他生物一样具有明确的生命周期。我看到了内部秩序的变化（即国家内部治理的系统）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即全球权力管理的系统）如何以相似且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方式在各地无处不在地发生。我看到许多相互关联的案例一起发展，这有助于我了解控制它们的模式，并根据我所学到的知识来想象未来。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不断争夺财富和权力的过程如何产生了不断发展的1）内部系统/秩序和2）外部系统/秩序，并看到这些内部和外部秩序如何与整个事物（即世界）相互影响。世界秩序就像永动机一样，由基本相同的原因而不断重复着同样的事情。

我看到，在大多数国家，人们如何努力创造、获取和分配财富和权力是有史以来影响大多数人的最大的事情，尽管他们也在其他事情上挣扎——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我看到这些努力是永恒且普遍的，这些努力对人们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从税收、经济，到人们是如何在繁荣与萧条、和平与战争时期相处的，再到它们是如何以周期性的方式展开的，就像潮水涨落一样。

我看到，当这些努力以健康竞争的形式出现时，竞争会鼓励人们将精力投入到有生产力的活动中，创造富有成效的内部秩序和繁荣的时代，而当这些能量以破坏性的内部斗争的形式出现时，它们就会导致内部混乱和痛苦的困难时期。我明白了为什么在生产性秩序和破坏性混乱之间的摇摆通常是由逻辑因果关系驱动循环发展的，并且它们在所有国家发生的原因几乎是一样的。我发现，那些成功的国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各种关键力量汇聚在一起，共同创造了成功；而失败是因为这些力量消失了。

我还看到，在一个漫长的周期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已经成为常态，没有例外——在一个世纪里，一个国家没有至少一次繁荣/和谐/繁荣时期和一次萧条/内战/革命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们应该期待两个极端都有。然而，我看到了大多数人是怎么想的，现在仍然是这样想的，很难相信他们会经历一个与他们所经历的相反而不是相似的时期。这是因为真正大的繁荣时期和真正大的萧条/革命时期一生中只会出现一次，而一生一次的经历自然会让人感到惊讶……并且因为伟大时代和糟糕时代之间往往相距遥远，我们遇到的未来更可能与我们现在所拥有和未来所期待的相反，而不是相似。

例如，我的父亲和大多数经历了大萧条和二战的同龄人（这是20年代的债务激增导致的）从来没有想象过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因为它与他们过去所经历的是相反而不是相似的。鉴于这些经历，我理解为什么他们不会考虑借钱或把辛苦赚来的积蓄投入股市，所以他们错过了从繁荣中获利是可以理解的。同样，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几十年后，那些只经历过债务融资的繁荣、从未经历过萧条和战争的人会大量借钱进行投机，并认为萧条和战争是不可能的。货币也是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货币曾经是“硬的”（即与黄金挂钩），直到20世纪70年代，政府将货币变成“软的”（即法定货币体系），以适应借贷和防止实体破产。因此，大多数人现在认为，他们应该借更多的钱，尽管从历史上看，借钱和举债的繁荣曾导致萧条和内战。

我开始相信，尽管历史的教训和警告是显而易见的，但大多数人却不去寻找，因为大多数人从他们的经历中学习，而一个人的一生太短暂，无法给予他们所需的教训和警告。在这一章中，我将与你分享我从自己的经历和探索中学到的教训和警告。请记住，虽然我尽力做到尽可能准确，但我不确定我的观点是否正确，所以我只是简单地展示一下我对事物的看法，以便你们自己评估。

为了做到这一点，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将向你介绍我认为的关于国内秩序从一组条件转为下一组套件的永恒和普遍的原则。在我看来，在任何时候，都有两种情况：1）现有的一组条件，包括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和2）导致这些情况变化的永恒和普遍的力量。相对于2)产生变化的永恒而普遍的力量，大多数人往往过于关注1)存在着什么。我想做相反的事情，因为理解产生变化的永恒和普遍的力量是最重要的。我将分两部分进行探索。在这一章中，我将集中讨论产生这些变化的永恒和普遍的力量——包括它们背后永恒和普遍的驱动因素和典型周期的六个阶段——并且在第9章我将更深入地探讨这六个阶段，并着眼于美国在这个背景下所处的位置。

我认为以下四个永恒而普遍的动力是推动变革的最重要力量。

只要有历史记载，几乎在所有社会中，只有很小比例的人口（“统治阶级”或“精英”）控制着大多数财富和权力（尽管比例有所不同）。[2]自然而然地，那些从这个系统中受益和控制的人大体上喜欢这个系统，并相互合作以维护该系统。因为那些富有者可以影响当权者，而那些当权者同样可以影响那些富有者，所以这些统治阶级或精英阶层之间有着同盟关系，他们希望每个人都遵守它的规则和法律，即使这个制度加大了有权力和财富的人与没有权力和财富的人之间的差距。因此，所有的内部秩序都是由特定阶层的人来管理的，这些人拥有财富和权力，并以一种共生的关系来维持秩序。尽管为了不破坏对他们有利的秩序而结盟，但这些精英们一直在为财富和权力而相互争斗，也与那些想要财富和权力的非精英们争斗。当形势好的时候并且大多数人都富裕起来，斗争就少了; 当情况不好时，斗争就更糟。当情况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非常不利的时候，比如，有无法解决的债务危机，不景气的经济，一个非常不好的自然行为——结果是痛苦、压迫和斗争，通常导致革命和/或内战。

正如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说过的：“穷人和富人互相争斗，无论哪一方得到了好处，都不是建立一个公正或受欢迎的政府，而是把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视为胜利的奖品。”  

一般而言，大周期会随着和平时期和生产率提高时期的到来而到来，这些时期的财富会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增长，这导致极少一部分人口获得并控制了非常大比例的财富和权力，然后变得过度扩张，然后便遇到了困难时期。这使最贫穷和缺少权力的人受到的伤害最大，从而导致冲突并由此产生革命和/或内战，一系列结束后，就会导向新秩序的产生，周期又重新开始。

驱动这些循环的是人类的天性。因为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所以面对相似情况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往往会以相似的处理方式，这就是我们在本章和下一章中将探讨的永恒而普遍的因果关系。 

我们开始探讨它们如何影响不断变化的内部秩序。   

纵观历史，在所有国家，拥有财富的人都是拥有财富生产手段的人，为了维持财富，他们与有权制定和执行规则的人一起工作。这种情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都有类似的发生。虽然一直都是这样，但它的确切形式已经演变，并将继续演变。

例如，在13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时农业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大多数人认为君权神授。世界各地的内部秩序都是类似的，甚至在从未有过任何联系的国家也是一样的。统治阶级或精英组成1)君主统治，与2)贵族联合，贵族控制着生产资料（当时资本是农业土地），并且/或者与3）军队联合。工人被视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使土地具有生产力，为统治阶级精英创造财富；他们对如何执行命令几乎没有发言权。

相互之间很少或没有联系的社会以相似的方式发展，因为他们有相似的情况要处理，因为他们的决策本质是相似的。例如，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中国和大多数国家都有君主和贵族作为统治阶级，但他们又有点不同，因为在欧洲，教会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在日本，君主（天皇和大臣）、军队和商界（商人和工匠）是统治精英。世界各地的君主都需要人为他们管理日常事务。他们负责监督官僚机构的人员，这些官僚人员承担各种具体的治理工作。在各个国家，一直都有，而且现在仍然有不同级别的治理，包括国家一级、州/省一级、直辖市一级、市一级等等。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恒而普遍的运作和互动方式，这些方式过去，现在仍然，在世界各地都是一致的。这种治理体系（即秩序）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差异相对较小，并且它们都由专业官僚阶层以类似的方式维持，从服务于统治者的大臣，到完成具体任务的基层官僚，都按照一套相对成熟的体系来运行。今天所存在的只是这些永恒而普遍的互动方式自然进化的结果，加上它们自身的文化味道。例如，帮助君主的大臣们的角色演变成了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的首相/总理和其他大臣（尽管在美国他们被称为“国务卿”）。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系统在财富和权力的斗争中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进化和演变。比如，在1200年左右，英格兰发生了一场财富和权力的斗争。最初，斗争渐进演变，然后突然演变成了贵族和君主之间的内战，这些演变的过程：一开始都是逐渐的，然后突然的爆发。和大多数的斗争一样，这场斗争的焦点是钱，以及决定谁能得到多少钱的权力。约翰国王统治下的君主政体想要获得更多的税金而贵族们只愿意提供更少的税金。关于贵族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多少发言权无法达成共识，所以他们爆发了内战。随后贵族获胜并获得了制定规则的更大权力，这促成了他们最初所谓的“理事会”，很快就变成了第一个议会，慢慢演变成今天英国人拥有的议会。使这一协议正式成为法律的和平条约被称为《大宪章》。像大多数法律一样，《大宪章》与权力无关紧要，因此爆发了另一场内战，贵族（一个阶级）和君主（另一个阶级）再次为财富和权力而战。1225年，他们起草了新的《大宪章》，由当权者解释和执行。几十年后，战斗又开始了。在那场战争中，贵族切断了对君主的纳税，这迫使君主（当时的亨利三世）屈服于贵族的要求。这些斗争不断的进行导致秩序不断的演变。

快进到15，16和17世纪，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时候财富来源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因为全球探索和殖民主义（始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后来因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即股票和债券）和节省劳动力的机器推动了工业革命（特别帮助了荷兰和英国），使得那些受益于以上财富来源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即几个世纪以来财富和权利的转移从a) 拥有土地的贵族（当时拥有财富）和君主（当时拥有政治权利）到，b) 资本家（在后期拥有财富）和民选代表或者独裁的政府领导人（在后期拥有政治权力）。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生了这样的转移，有些是和平的，但是大多是痛苦的。

例如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王与其他三个阶层保持着权力平衡：1) 神职人员，2) 贵族，3) 平民。这几个阶层的代表拥有选票。前两个阶层只占人口的2%，他们拥有更多的选票，甚至和占人口98%的平民拥有相同数量的选票。他们称这种基于三个阶层的内部制度为旧政权（意味着旧秩序）。接下来几乎在一夜之间法国发生了革命性改变，1789年5月5日，法国大革命爆发，第三阶层平民受够了现有的制度，推翻了所有其他阶层，并夺取了权利。在当时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同样的基本制度秩序盛行，即君主和贵族只占人口很小的比例，拥有大量的财富和权利，直到突然间，内战或革命导致旧秩序被不同的新秩序所替代。

虽然管理这些阶层斗争的统治秩序（即内部秩序）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但它们在不同国家的演变过程是相似的。例如，它们通过渐进的（改革）和突然的（内战或革命）演变成现在存在于所有国家的秩序。我认为他们将继续逐步和突然地发展，产生新的国家制度。虽然这些拥有财富和政治权利的阶层在变化，但产生这些变化的过程一直到今天几乎没有改变。它们通过斗争发生，导致 a) 通过谈判带来和平的改革，和b) 通过内战和革命带来暴力的改革。和平的改革往往在周期的早期到来，而暴力的内战和革命性的改革往往在周期的后期到来，这是有逻辑原因的，我们稍后会深入探讨。

阶层斗争相对于个人斗争的重要性，我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尤其是生活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的人，往往更多地考虑个人斗争，而对阶层斗争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直到我对历史做了广泛的研究，我才完全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对历史的研究让我以一种我希望能传达的方式来看待它。

在所有国家，（尽管在不同程度上）人们都被定型并归入“阶层”之中，要么是因为他们选择和像他们一样的人一起，要么是因为这个群体之外的人把他们定型，权力就被分成了三个或四个阶层。人们的阶层决定了谁是盟友，谁是敌人。不管喜欢与否，人们都被归入这些阶层，因为所有人都有成见。虽然1) 富人和穷人，2) 左派和右派是最常见的大的阶层差别，还有许多其他的差别，3) 种族，4) 民族，5) 宗教，6) 性别，7) 生活方式（例如自由或保守），和8) 地理位置（例如城市和乡村）。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聚集在这些阶层中，当经济周期早期情况好的时候，这些阶层之间会更和谐，而当情况不好的时候，他们之间会有更多的争斗。

虽然我很高兴美国是一个这些阶层差别无足轻重的国家，但在美国人们的阶层仍然很重要，而且在阶层冲突加剧的紧张时期阶层关系更为重要。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情况。假设大多数不了解你的人都把你看成是某个阶层的人，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假设。现在想象一下别人对你的看法，看看下面的列表问问自己你属于哪个阶层。在回答了这个问题后，问问你自己，下面列出的阶层中，你对哪一阶层感到亲密并希望其成为你的盟友。你不喜欢或视哪些阶层为你的敌人？哪些是统治阶层，哪些是要推翻统治阶层的革命阶层？哪些阶层在上升期，哪些阶层在衰落期？你可以考虑把这些写下来并好好想想，因为在冲突更剧烈的时期，你所在的或被认为应该所处的阶层，在决定你将支持谁和反对谁，你将做什么，以及你将在哪里结束时会变得更加重要。

1.富有还是贫穷？

2.右派，左派，还是温和派？

3.种族？

4.民族？

5.宗教？

6.性别？

7.生活方式（例如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8.地理位置（例如城市、郊区或乡村）？

直到今天，只有一小部分人口，也就是来自这些阶层中的少数人，拥有大部分的财富、权力和“精英”统治。于我而言很明显的，a) 在多数国家，现在的资产阶层拥有大多数的财富实力，b) 在民主国家，政治权力掌握在所有选择投票的人的手中，而在独裁国家，政治权利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是通过他们必须进行的某种选举程序选出来的。[4] 所以，当前多数情况下，“统治阶层”和“精英”监督着现在的内部秩序，尽管他们现在正受到抨击，所以也许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例如，现在美国有一项大的运动，在商界和政界中，更加包容不同阶层的成员。这些转变可能是好的或者坏的，取决于它们是被和平还是暴力，是聪明还是愚蠢的处理。据我所学习的历史，我看到一个永恒而普遍的真理，早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孔子时期，那些吸引广泛的民众，并基于他们的价值而不是特权给予其责任的团体，是最可持续性成功的，因为这些团体发现最优秀的人来很好地完成工作，拥有多样化的观点，他们被认为是最公平的，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

我认为，就像过去一样，国家当前的内部秩序将继续演变成不同的东西，通过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分配财富和政治权力。因为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动态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密切关注哪些阶层获得、失去财富和权力（如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开发人员现在逐渐获得财富和权力，以那些正在被这些技术所取代的人为代价），也要密切关注对这些变化的反应导致的周期变化。

所以，在我看来，在一台久经考验的永动机的驱动下，一切都在以经典的方式改变着。这台机器已经产生并正在产生不同的制度，比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专制政体、民主政体，以及这些制度的进化后代和混合体。它将产生新的内部秩序来分配财富和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极大影响我们的生活。所有这些都基于人们选择如何与他人相处，也基于人性如何影响他们做出选择。

为了解释我的意思，我现在想向你们展示一些更加永恒和普遍的驱动内部秩序变化的力量。在我研究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我已经讲了一些，如果对你来说有些多余的话，我表示歉意。

如上所述，推动国内环境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如何相处，这主要是人性的一个机能。这些相互作用具有驱动它们的逻辑因果关系。下面是一些最重要的因素。

任何关系的双方都可以选择他们将拥有什么样的关系，但他们必须达成一致。例如，他们可以选择双赢的合作-竞争关系或是双输的相互威胁的关系，选择成为盟友还是敌人, 虽然这需要双方采取行动来决定他们将拥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巧妙地让其运行良好。如果他们选择一种双赢的合作-竞争关系，他们必须考虑到什么对另一个人来说是真正重要的，并试着给予他们，以换取他们的回报。在这种双赢的关系中，他们可以在尊重和考虑的情况下进行艰难的谈判，就像集市上两个友好的商人或奥运会上两个友好的队伍一样竞争。如果他们选择了一种两败俱伤的相互威胁的关系，他们首先会考虑如何伤害对方，希望迫使对方进入恐惧的状态，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这种双输关系中，他们会有更多破坏性的斗争，而不是富有成效的交流。双赢的关系显然比双输的关系好，但双赢的关系通常很难实现，这就引出了囚徒困境。

当两个相互竞争的实体拥有势均力敌的权力时（包括摧毁对方的权力），除非双方都非常信任对方，相信自己不会被对方伤害或杀害，否则发生殊死搏斗的风险就会很高。在影响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方面都是如此。

想象一下，你在和一个要么与你合作，要么毁灭你的人打交道，而你要么与他合作，要么毁灭他，你们都不确定对方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即使你和对手最好的选择是合作，但逻辑上，你们应该在被对方毁灭之前先摧毁对方。这是因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也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摧毁你，尽管你知道在你摧毁他们之前摧毁你对他们有利。在博弈论中，处于这种位置被称为“囚徒困境”。正因为如此，为了避免致命的战争，必须建立相互确保的保护机制，以避免对手可能对彼此造成的存在性伤害。建立利益交换和深度相互依赖可以加强良好的关系。因为a) 大多数战争发生时还不清楚哪一方是最强大的，因此结果是不确定的，b) 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和c) 输掉战争是毁灭性的。他们是极其危险的，只有你有信心不会有不可接受的损失，你才能进入，所以你必须好好想想到底是什么让你为之奋战到底。有时双方存在的问题无法解决，战争（内部或外部)）是不可避免的。

和平而不是战争的可能性，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遵守现有的规则，取决于当环境需要适应以避免战争时，双方在适应时达成一致的意愿，以及取决于双方确定性毁灭的威胁。也就是说，这些因素越多，和平的机会就越大；这些因素越少，战争的机会就越大。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情况都是如此。例如，许多体制（例如, 现有的民主国家）的博弈规则限制了一方可以对对手能够造成多大的伤害，以及造成伤害的方式。所以如果坚持这些规则, 他们之间的战斗就像两个球队，允许打败对方，但不能摧毁对方。因此，战败的队伍有可能重新获得力量，重新开始战斗。然而，在现在的一些社会和历史上的许多情况下，国内秩序的斗争是殊死搏斗，因为胜利者想确保失败者永远下台。历史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制度，也不能完全相信有规则的人会遵守规则以及完全相信他们不会抛弃规则并进行残酷的斗争。许多人确信规则和礼仪将会继续进行和许多认为自己是安全的人，但是他们正遭受着惊人迅速的变化，这些变化让他们失去了自由或生命（例如，1933-45年德国国内秩序的变化影响了犹太人，1959年古巴的变化影响了大多数人)。人们也不能依赖遵守协议，因为环境会以无法预期的方式变化，所以希望获得最佳结果的各方必须愿意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改变它们。理想情况下，1)良好的规则和协议，2)持续存在的决心和灵活性，由此产生的良好关系能够存在。然而，如果这些都不存在，一直存在的相互毁灭的威胁也可以维持和平。它是促进和平的强大力量，因为自我生存是最重要的基本需求。

这些案例将我引向我的下一个原则，它基于人类如何互动的现实。

拥有权力，尊重权力，明智地使用权力，离开而不是斗争。拥有权力是件好事，因为权力总是能战胜协议、规则和法律。这是因为，当事态严重时，那些有权执行自己对规章和法律的解释或有权推翻规章和法律的人，就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使用权力的顺序如下。当出现分歧时，双方会先尝试达成一致意见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首先诉诸于规则或法律。如果这不起作用，他们将尝试使用他们一致遵守的协议/规则/法律。如果还不起作用，那些想要得到他们想要的人，将轻视尊重规则，选择诉诸于权力。当一方诉诸武力，而争端中的另一方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威胁而屈服时，就会出现相对实力的较量，通常以战争的形式出现。明智地使用权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强迫别人给你想要的东西——比如，欺负他们。它包括认识到慷慨和信任是产生双赢关系的强大力量，相较于双输关系，双赢关系会获得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回报，尽管它们并不总是能实现。当内外战争发生时，你将不得不决定你是参与还是逃离。拿不准的时候就离开。你总是可以逃离，但可能逃离不成。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盟友、敌人和战争是如何发展和结束的，以及一段又一段和平繁荣的时期是如何发展的。

在研究了许多历史并亲自经历了其中一小部分后，我看到了权力的动态平衡实际上是如何驱动几乎所有权力争夺的——例如：组织内部的办公室政治，地方政治，塑造国内秩序的国内政治以及塑造国际秩序的国际政治。通过权力的动态平衡来形成盟友和敌人并进行战争是按照一系列步骤进行的：1）敌对双方阵营内部各自结盟，使敌对双方拥有大致相等的实力；2）双方相互斗争，并且最终确定赢家与输家；3）获胜者内部为争取控制权而斗争，直到某一方获胜并巩固了权力；4）然后，当权力明确建立并且再没有某方愿意同获得权力统治地位的赢家进行对抗时，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期将会到来，通常也会产生更大的财富和权力差距，直到5）出现财富和权力差距，具有权力统治地位的一方走向衰弱，并且由于各种原因，新的财富和权力斗争导致上述过程重新出现。准确地说，这一进程就是这样展开的，尽管进程展开的具体细节取决于这一进程所处时代下的社会秩序和人：

A）同盟将会形成

如果没有大致相等的实力（例如，如果在美国，民主党的实力比共和党大得多，亦或反之），那么实力更强的一方可能会利用并控制实力较弱的一方。为了削弱实力较强的一方，实力较弱的一方自然寻找其他势力加入到反对实力较强一方的行列中，这样他们整体上就能拥有与敌对方接近或更多的实力。如果以前实力较弱的一方整体上可以获得比以前实力较强的一方更多的实力，那么以前实力较强的一方将与其他势力达成协议，与其结盟，以削弱敌对方的优势。结果，拥有截然不同利益取向的盟友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正如老话讲，“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种动态自然导致双方的实力趋于平衡。尽管各方被对抗共同的敌对方所束缚，这不应被误解为他们的关系是紧密团结的。例如，在最近的选举中，人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实力的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反对对方的斗争中获得大致相等数量的支持者并变得几乎同样强大，但是同时各党派内部的分歧又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某些派别想通过摧毁其他派别来控制整个政党。这种生成联盟-敌人的动态，发生在各种级别的关系下——从定义最重要的全球秩序的最重要的国际联盟，到定义国内秩序的最重要的国内联盟，再到各州内部的联盟，到城市内部的联盟，以及组织内部和个人之间。影响这些因素的最重要的改变是当世界因全球化而“缩小”时，结盟也变得更加全球化。在过去，全球化程度较低（例如，欧洲国家相互结盟并同其他欧洲国家作战，亚洲国家亦是如此，等等），但是随着世界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而变“小”、变得更加互联互通时，全球性的联盟得到了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个强大的对抗阵营，并且在未来将仍然存在。

B）然后将出现决定赢家和输家的对抗

当双方之间拥有大致接近的实力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时，双方通常会发生激烈的对抗。在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大规模对抗，因为实力较弱的一方同实力明显较强的一方对抗是愚蠢的；而如果他们确实进行了对抗，那么对抗也一定是小规模的。但是有些时候，当双方的实力大致接近时，如果在试图击败对方的过程中，对自己造成伤害的威胁大于你死我活式对抗所获得的收益，则可能会发生僵持而不是大规模对抗。例如，当确实存在相互毁灭的可能时——例如，美国和苏联所面临的破坏使他们无法真的拼个你死我活——僵持的可能远大于战争。和平时期通常发生在各方实力不平等但实力较强的一方慷慨地照顾较弱的一方以便各方都感到高兴的时候。

尽管这些大规模对抗通常是暴力的，但只有当各方遵循非暴力的接触规则来解决争端，尤其是现存的争端时，对抗也可以是非暴力的。例如，在上次美国大选中，两个政党拥有大致相等的实力和不可调和的分歧，因此他们为争取政治主导权而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这将导致双方按照《宪法》所规定的规则和平地进行斗争。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则亦或当事方不遵守这些规则，那么斗争将残酷许多，甚至真的拼个你死我活。

C）然后胜利者之间会发生斗争

历史向我们表明，在权力争夺以共同的敌人落败而告终时，那些曾经联合起来对抗共同敌人的阵营通常会在内部为瓜分权力而斗争，而在落败方中情况也是一样，因为各阵营在计划下一轮进攻。我称此为权力动态平衡中的“清除”状态。它总是在不断发生，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和俄罗斯的内战和革命。想理解这种典型的动态，就去看看一个政权刚刚取代另一政权时的历史。例如，鉴于美国现在已经完成政治斗争阶段（即：大选），并且随着美国政治领导层（即：新总统）的更替运转，我们现在应该将注意力转向民主党内部互相争夺控制权。我们还应该注意共和党各派之间如何为争夺控制权而相互斗争。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看他们政党中相对激进的阵营是否获胜——这将使两个政党进一步对立，并为两个更加极化的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更大规模冲突创造条件；或者两党中的温和派获胜并重新拉近两党距离。当新政权（即：获胜的政权）上台时，他们必须决定如何对待被击败的敌人——毕竟他们清楚，如果他们没有被彻底击垮，他们很有可能会恢复实力并继续对抗。他们的所作所为将取决于体系和体系内的领导者。在美国系统以及常规的民主国家，规则允许失败者保持不受伤害和不受约束，并允许他们试图重新积攒实力并再次发起挑战。在其他大多数体系下，失败方会被各种方式消灭掉。

D）然后会有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期，这将导致贫富差距和财富过剩

历史向我们表明，由于权力的动态平衡，最好的时代——即：和平与繁荣——通常发生在战后，当领导权和权力结构被清晰地建立之后，在国家内部或国与国之间就没有为争取权力而进行的大规模对抗——因为存在实力明显较强的一方保证实力较弱的一方过上好日子。

E）然后冲突将会增加

只要大多数人民都享受到和平与繁荣，也就是只有人民保持自律并富有生产力，和平与繁荣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但是，如前所述，和平与繁荣时期往往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当繁荣褪去并且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进行斗争时，冲突将会出现。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这些动态是人性的反映，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们是永恒而普遍的。接下来要提到的是推动循环的人性中一些其他重要的永恒而普遍的因素。

大多数人强烈地倾向于短期的享受而不是长期的受益。这是这些周期的重要驱动因素。相较长期收益而偏爱短期享受自然会拉大周期的高峰和低谷。这发生在很多方面，最明显的是造成债务的增长和萧条的周期。

尽管大多数人和组织都倾向于短期激励而不是长期受益（这对他们造成了伤害），但对于政府而言尤其如此，因为这就是政治机制的运作方式，。更具体地说，a）政治家一直以来、并且以后也将会受到激励去优先考虑短期内的工作，而非长期事务，b）他们不愿意面对限制和困难的财务平衡（例如，花在军方上进行“防御”，或花费在社会工作的计划上），而且c）要通过向人民征税来夺走金钱从政治上讲是具有威胁性的。出于这些原因，从政治上来说，借贷和支出是合乎需要的，因为a）这允许政客提供更多服务而不必提高税收；b）如果政府有印钞权来保证兑付，放贷者将很愿意向中央政府提供贷款，而不管政府背负多少债务。结果，政府逐步借贷和支出，直到这个过程被逆转，使得它们不能再这样做为止。当他们达到债务上限时，如果钱“很硬”（即，他们不能想印多少就印多少），支出必须收缩到收入水平，因此需要削减预算和/或提高征税。这导致政治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最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被征税的人和那些所依赖的服务因成本削减而终止的人来说，这个地方变得不那么宜居。那些拥有更多钱和更多选择余地的人会离开，从而产生了一种自我强化的掏空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即使增加税收，税收收入也会下降，而这种自我强化的下降循环一直持续到革命性的结构调整出现为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监控此过程的发生，这样做很有价值。

货币短缺的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是否可以印刷货币来填补这个缺口。无论哪种情况，人们都会遭受痛苦——只是他们遭受的痛苦有所不同。如果无法将这些钱印出来以偿还债务（例如，债务以外币计价），则会出现紧缩和债务问题。但是，当可以印钞来偿还债务时，就会印出超过偿还债务所需的钱，并且它的价值将下降。这也是一种非常隐蔽的征税筹款方式，因此没有人抱怨，这使其在政治上更加吸引人。即使在那些通货很硬的地方，他们也将通过按照第3章全面说明的方式放弃这些硬通货来印钞。但是，俗话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债务和货币供应的增加使债务和货币贬值。尽管现在有很多关于如何在避免不利后果的情况下产生债务和金钱以进行更多支出的讨论，但是不要相信它。去了解它运作的机制，这在第2章和第3章中进行了介绍。

无论什么情况下，只要还本付息的时间到了，人们都会遭受痛苦，这会加剧本来已经巨大的贫富差距，加剧冲突，而且周期通常以某种形式的革命性重组结束。因为长远最终会变成当下，所以算总账的日子最终会到来，并为每个人提供了较不利的选择范围。例如，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美国所面临的情况使我们面临的选择范围要小得多，如果之前做出决定的人将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欲望放在首位，情况要好很多。

人性有一个更普遍的重要方面，使这些循环变得比原本更加极端和痛苦。那就是…

大多数人只是从他们自己曾经的经历中汲取了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与他们将要有的经历会截然不同。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是不够的，从历史中学习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之前解释的那样，由于大周期持续的时间长达一生或更长，因此人们会遇到的新事物对他们来说是新的。实际上，因为在这个漫长的周期的两端，情况和环境不是相似而是相反（例如，和平/繁荣时期与战争/萧条时期相反），所以人们一生中可能会面对的时期是与他们一生中遇到的相似之处相反。结果，除非他们能学到历史教训，否则他们通常对这些情景没有应对能力。这使他们无法很好地处理周期，从而使周期的下跌幅度更大，而上涨幅度则过度。这就形成了它们的繁荣与萧条性质。

这四种力量与我们所继承的环境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内部秩序、我们的行为、以及所得结果的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我发现最理想的视角是，将正在发生的事情看成是不断发展的故事的当前情节，其中a）当前情况和b）冲击这些情况的强大力量，共同使存在和将会存在的事物产生了变化，且以历史上类似的时期为蓝本。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每种秩序和在该秩序中的每一个团体都将根据自己的状况来进行改变；观察面临不同情况的国家中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人将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例如，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其选择新领导者的方式，但在所有情况下，领导者都是由现有系统或体制（即现有秩序）和体制里的人员选择的，因此结果取决于他们的情况——它们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先前存在的体制以及塑造先前体制的先前存在的人员。例如，在美国体制中，总统是由以下人员选出的：1）宪法中规定的民主制度，以及2）今天在这个体制里运作的人员，因此，体制的运行状况同时取决于体制本身和它内部人员是怎样的，这些都由它们先前的决定因素产生。由于现在处理体制的人员与处理同一体制的前几代人不同，因此，基于人员的不同，我们应该期望产生与过去不同的结果。不承认这种差异和缺乏历史观点是不利的障碍。

PS：一点建议 

对于您的情况，我想就如何获得最佳结果提供以下两项建议：

您个人和那些领导者都需要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在这些情况下存在的可能性范围，以及在这些情况下如何做出决策以取得最佳可能结果具有现实的了解。因为您将要面对的情况将与您之前遇到的情况不同，所以您需要学习历史中的教训，并想象它们如何应用于处理您所面对的情况。您还需要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以执行可能需要做的事情，这些事情会超出了您当前可能的能力范围。

如果您优先选择远期的效益而非当下的满足，您将拥有更好的未来。

以下图表是我之前展示过的，这些图表有助于描绘出美国在债务、货币、财富与收入差距、政治差距在世界上的实力方面现状。我不想偏离主题来说这些问题和它们的意义，只想说，第一张图表表明，债务/货币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后面的两张图表显示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财富和收入差距是如何拉到最大的，左边的一个红色标注反映出政治差距的大小是1900年左右以来最大的，右边的一个红色标注表明美国仍然是主导力量，但正在下降，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可比大国，我展示这些图表只是想表达，现在存在的需要处理的情况与之前存在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如果不考虑这些和其他情况就认为一切皆有可能，那是愚蠢的。最好把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放在历史背景中，参照过去类似的时期。这就是下一节的内容。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描述我认为所有国家都会经历的导致其兴衰的六个阶段。通过了解不同国家所处的阶段，通过观察它们的症状可以确定它们存在的可能性范围。